福建南平“医生”杀童事件

2010年3月23日，早晨6点多，“医生”把厨刀包在衣服里，最后一次踏出家门。
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叫郑民生。
这天，他最喜欢的两份报纸头条是：《谷歌退出中国开始倒计时？》、《厄瓜多尔拿台湾要挟大陆》。
特约撰稿 刘珏欣 发自福建南平

南方人物周刊2010013期封面

3月24日，南平实验小学恢复上课，老师向孩子们发放白色礼花以寄哀悼
黄昏空荡的广场突然涌出半场人，女人抱着孩子，老太太手挽老太太，最多的是中年或青年男人，手插进裤袋或抱在胸前，默默盯着。
南平排名第二的专业电影院有很多年没公映电影了，门口玻璃上贴着小字“明翠影剧院承接庆典活动、商务会议”。来者不拒，既有街道主办的“五一”文艺晚会，也有向老人推销可疑保健品的健康讲座。
现在，海报上的比基尼女子和墨镜小生被打着高光，“欲望女神现场写真演唱会——勾起你的欲望”，“暴力摇滚王子拼命阿爽”。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才叫做游戏人生？”一个男声把“游戏人生”4字咬得极尽挑逗，伴着劣质音箱吱咯的电流声，裙子只齐大腿根的女孩扭成S型，站在拱门下。
“15块，现在还算钱？”男声不时响起：“一个女人，在等待着你的怀抱。”
S型女孩说：“现场演出是当代时尚。”
徘徊半晌，人一个个走进门，暂时忘记了这个城市前几天被刺死了8个孩子。
150公里外，南平市下属的武夷山，张艺谋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 即将开幕。这是南平盛事，街头处处海报，最低票价218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真的大红袍都轮不到我们喝，喝到的都是假的。没印象，大红袍！”
南平是福建最大的地级市，占全省面积的1/5，2009年GDP只占全省的1/19。外地人印象中的富足福建，只属于东部沿海，不属于闽北诸山。这个始于汉代的地名，甚至开始酝酿改为武夷山，进入了政府层面和报批阶段。
天台路从山脚盘旋向上，拐4个弯，十二三幢破旧的灰楼从苍翠的山后刺出来。
这是南平地势最高的居民区三官堂，路窄，公交车上不来，走到山下的三官堂公共汽车站要10分钟。在这座小城，10分钟可以横穿半个市区。
山下的纺织厂传来低沉的轰隆声，24小时不息，像低空盘旋的飞机。没人记得清这声音持续了十年还是八年。灰楼里的人向许多部门递去无数投诉，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了山下和对面山头的几个居民区，“还包括法院的小区”，依然没有结果。
1990年前后，为了修建水口这个华东最大的水电站，南平城区沿江拆除37.52万平方米房屋，移民1.72万人。这是南平规模最大的拆迁，三官堂社区就此诞生，地图上，它叫“库区安置楼”。
如果选择安置到江边的昼锦坊，比原房多一平方米要交100多块钱，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工资。如果到三官堂，只要补交18块。
住惯江边的林姨和其他300多户于是来到山上。这里有簇新的白色高楼，鲜亮的红色门窗，自家独有的厕所和厨房，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半座城，楼下的四季桂3月吐出米白的花苞，夏天就沁得满园香。除了交通不便，从江边的木板房搬来这里还不算太糟。有人想，也许过些年公交车就会开上来。
至于江边的木板房，现在已成了十里多长的江滨大道，有漂亮的高楼和广场。对岸的玉屏山和九峰山上，红楼和白塔掩在满山的绿树里。大道尽头新建的别墅小区用绵延的广告墙宣布：“与平凡生活保持距离。”
现在的三官堂就在这“距离”之外。
黑暗的楼道里，一个外来者跺脚抚墙，试遍开灯办法，终于在贴近屋顶的一角摸到了多年未见的灯绳，啪嗒一声，依然黑暗。
郑家六兄弟姐妹，老二郑民良、老三“小不点”和老五“医生”都住在三官堂。
老二七八年前从塑料厂下岗，老婆从公交公司下岗。两口子一人跑摩的，一人进超市。这是当地常见的搭配。
老三“小不点”下岗后，当了的士司机。
南平正规的士统一绿身黄顶，绝不打表，按人头收费，还随时停车搭其他乘客，被许多人蔑称为“绿龟”。2公里收10元钱、拒载、下雨涨价……公布“忍者神龟”罪状，甚至曝光车牌号，是几个本地论坛里长盛不衰的话题。
司机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每天开车9小时，跑200多元，交100元车租和70元油费，就剩下菜钱，还要跟满城不交税的黑车和摩的抢生意。车主也抗议，买车办手续花30多万，一天只收回早晚班200元，回本起码5年，还得不出事故。
2008年7月1日，南平政府试行的士打表计费，起步2公里4元，之后每公里1.4元。第二天全城的士罢工。一二百辆空的士首尾连成三列，停在柏油马路上，像一辆趴着的绿皮火车。几天后，政府让步，的士上路。还是不打表。
“小不点”决定自己跑运输。花3000多元买辆二手面包车，开起来声音像拖拉机，没人愿坐。没多久，这辆灰面包就钉在了三官堂路口。“小不点”打零工去了——这个城市给中年人的机会，也就这些了。
林姨踩着稀薄的路灯光爬上轰隆响的山坡，扛大米的脊背一跳一跳地疼。下岗后，她去超市应聘售货员，站在成堆的大豆、玉米、面粉前，才知道自己要兼作搬运工。
总有人急吼吼喊“面粉来啦来啦，过来搬一搬”。于是，50多岁的女人们就要排队把50斤的面粉或黄豆压在背上，一步步挪走。
59岁的叶伯除了给老伴捏捏背，只能坐在三官堂路口的小亭子里向邻居周伯抱怨：“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多少人的白骨上面！老板怎么不雇搬运工？他要从员工里面捞取最大利润。我以前看《资本论》、《世界通史》，看马克思的书。我知道！”
叶伯以前在一家国有机械厂做热处理和煅工，把红透的钢放在碳酸氢铵溶液或机油里冷却。这个工作高温高辐射。“大家不想去烧炉，我去，工时高。我一年能拿将近2万个工时，工资全厂最多，比厂长还多。”
相信多干活多拿钱的叶伯几年前下岗了，老伴林姨也是。
夫妻都下岗在这里寻常得就像空气。四五十岁的女人们去当售货员、理料员或者清洁员，很少有人签合同。“你一生病，老板就说回去休息，身体恢复好了再打电话叫你。”叶伯使劲拍手：“结果呢？电话不来了！有的是人求一份工作。”
有一天，“医生”站在亭子口的摩托车旁，向亭子里招手。正在讲“有上等公民，有下等公民”的叶伯一边奔过去，一边回头向周伯咬牙讲：“我们就是下下等公民。”
摩的几乎成了南平的名片。不是缩在城市的边角，而是踞在每一个繁华或凋敝的路口。下岗工人偏爱像当年工装的夹克衫，进城农民穿廉价西装表示郑重，还有待业的年轻人，衣裳艳俗鲜亮。
干这行11年的周伯总结，这3类人是摩的源源不断的主力，“总数以万计。”
山城里摩托车的重要，平原城市难以体会。为限制数量，车牌分两种：“农牌”400多块，“城牌”炒到六七千块。“农牌”进城，抓住最少罚80。
算算差价够罚七八十次，叶伯办了“农牌”。交警心情好时，还是有可能不开罚单的。
叶伯更怕运管和“整治摩的办公室”。
“刚一收钱，突然窜出一辆白色面包车。吓死了！我一点都没发现。”叶伯指指周伯：“他厉害，老江湖，被堵过几次，从来没被抓住。”
扣车，罚款，每次1000元，加停车费每天10元。“钓一次，一个月就白干了。”
“医生”常在傍晚坐叶伯的车去玉屏山桥看钓鱼。五六斤的白刀甩上来，引来一片赞叹，当场就能卖掉。去年叶伯从新闻里重新认识了“钓鱼”这个词。他感叹自己也是其中一条白刀。
倒过几手的摩托车有时只值1000多元，交罚款领车和再买辆差不多。整治摩的办公室贴出一直没人认领的摩托车清单，列出几十个车牌号和发动机号，其中一辆属于郑民良。
郑家兄妹中只有老五没下岗。三官堂人都喊他“医生”，不知道全名。其实他不是这里唯一的医生，不过只有他喜欢闲聊时给大家瞧瞧病。托他到医院买药，价格便宜的话，他甚至自掏腰包。在郑民良看来，这个弟弟喜欢交朋友，和朋友说的话比和哥哥说的还多。
“小不点”一家3口、“医生”和80多岁的母亲住着一套两居室。5个人，61平方米。
白炽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水泥地上已有小坑，白墙被厨房油烟腻成焦黑。最白的一面墙上，挂着郑家父亲的遗像，看上去不过30多岁。“医生”住在客厅中间的单人木板床上。
在六弟去南平化纤厂当上门女婿前，这个房子住6个人。倒插门只些微解决了郑家的房子问题，没解决六弟夫妻俩的下岗问题。两人之后找了同一家民营化工厂，不过是在两个分厂，一个每天向东坐车40分钟，一个每天向西坐车1个小时。郑家大姐也在化纤厂，因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儿子。
“医生”常到小卖部买可乐，小瓶装，走哪儿都抓手上。有一天开始，除了可乐，他还买一瓶果缤纷。原来，小区里最后两个大龄青年恋爱了。这可是新闻。
40岁的“医生”和大他两岁的苏妹搂着肩膀从邻居面前骄傲迈过。“有时医生就搬去苏妹家。”苏妹的邻居阿贝奶奶说。苏妹和多病的父亲住一起，“医生”给她父亲看病，甚至洗屁股。
除了路口的亭子，三官堂最热闹的公共空间是棋牌室，常常一桌打麻将，一桌打红二。“医生”疑心重，打牌时不准人站在身后，有人站了他也不恼，只是不依不饶地缠“求求你，走开吧”。
“医生”还喜欢开着自己的电动车，载四五个小孩子去游乐场玩。杨真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一最喜欢碰碰车和冰淇淋，“只有一个叔叔对我们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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