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俘中走出的我军将领

我军从建立至壮大的革命过程中，不仅从根据地吸纳翻身农民，以获取兵员，同时更多的直接教育俘虏而培养为解放战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成长锻炼为我军的杰出将领。以下仅作抛砖引玉，大家也可广泛举例。当然建国前牺牲的将领也可以，但不包括大量起义、投诚将领。

　　1、参加南昌起义的北江农军新兵谭甫仁误入赣军，1928年在井冈山成为红军俘虏而仅凭《国际歌》为陈士榘发觉，重回革命队伍。37年后，恰与陈士榘分任工程兵政委和司令员，被毛主席戏称为“做窝下蛋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却在15年后的昆明军区政委任上惨遭反革命黑手报复，是为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枪杀高级干部的凶案。

　　2、红一方面军长征最后一战的1935年直罗镇歼灭东北军109师，被俘的崔建功（原名崔建工）成为15军45师师长，以防御上甘岭一跃成名而当选一大代表时，大会秘书处认为他为人民立大功，而竟改为崔建功，后一直沿用50年。1955年少将军衔，官至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04年9月10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3.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张万春。他是在1933年 2月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于江西黄陂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此前是国军52师工兵营的一名普通士兵。

　　4.几个通信技术官，

　　王诤、刘寅，张辉瓒18师电台报务人员，建国后军委通信部正副部长，电子工业部头；

　　王永竣少将，建国后军委技术部副部长，33年5月29日红十七师或者红十八师在莲花县棠市捉的电台队长，6月其红军部队变成红6军团。

　　好象还有刘鹏少将、朱虚之少将，八路军总部的前后通信营长，建国后都在空军高射炮部队。

　　5.再说几个医官有；

　　姜齐贤少将，张辉瓒18师医官，八路军卫生部部长

　　戴正华少将，王金钰47师医官，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

　　钱信忠少将，李默庵10师医官，八路军129师卫生部部长

　　申涵少将，东北军109师医官，建国后一个军医大学的校长。

　　还有个中将刘兴元，也是王金钰47师的一个旅部文书，也是十万工农下吉安捉来的，在红军干文书，俱乐部主任，再到政治部门干，最后干到大军区政委。这些人和崔建功不一样的是，都不是领兵打仗的主。

　　趣说一个，姜齐贤是被红军团参谋耿彪从茅厕里捉出来的 ，他一边掏东西准备讨好红军一边说，我上有80岁老母……，耿彪接过下句说还有妻子幼儿……别担心，又解释了红军的政策动员他参加了红军。

　　6.沈鸿林少将；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九师师长，解放军铁道兵铁四师师长，55年大校，64年晋升少将，1930年冬年随家里大人闯关东到了东北，年方18，走到山海关被东北军抓了当兵，分在第110师4旅53团3营1连，后来还当了班长，35年在陕北甘泉以北的劳山被红军包围，110师大部被歼，他也当了俘虏。经过红军短期集训，他加入红军到红一方面军二师二团，参加了革命。最后职务是铁道兵技术学校校长，铁道工程学院顾问，副兵团级。

　　7.曾国华，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的东固战斗歼灭第52师所俘，被分到红4军11师31团2连当战士。4年半后，成为由11师缩编的红5团团长。1955年授予空军中将。二野19军军长、开国中将刘金轩也是1930年随张辉瓒“围剿”红军时被俘加入的。

     8、中将副总参谋长，沈阳城破时，徐惠滋和8兵团司令长官周福成及高参苏炳文在一起，应该是警卫分队里的。他们是被2纵6师16团1营1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俘获的。以后，徐惠滋就从39军117师349团开始成长。黄达宣在80年代初任39军副军长，没过几年，徐惠滋任39军军长，反而成了他的上级。1985年徐惠滋擢升为副总参谋长，1988年授衔中将。当时有人就诙谐地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中将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同志是山东蓬莱人，１９４８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战士、营文化教员、连副指导员，参加了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战斗，荣立大功、小功各一次。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以及１９５１年夏至１９５２年的多次阵地防御作战。１９５４年后，他先后任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团副参谋长兼作训股长、副科长、副处长、处长、师副参谋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副总参谋长、军委纪委副书记、全军保密委员会主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他协助总参谋长长期分管全军作战战备工作，就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向军委、总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了战略方针调整、战备和战场建设等军队发展的重要事项，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军事科研工作中，他组织科研人员攻关，编制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科研“九五”计划，编修了新一代作战条令等军事法规，多项重大现实问题对策研究成果得到军委、总部高度重视，有的填补了我国军事科学一些重要领域的空白。他还领导制订了《全军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０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他退出军队领导岗位后，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加强侨务法制建设等做了大量工作。 徐惠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１９９４年晋升为上将军衔。他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勋章。

   9、 孙仪之(1906.10-1986.6.18), 安徽六安人。孙仪之的父亲是开小炭铺的，因破产出走，再无下落。孙仪之靠兄嫂资助，读完中学，在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先后在当地和青岛教会医院学医、深造。学成后在其兄主持的医院工作。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医。1933年2月在第4次反围剿战斗中，担任国民党52师6团卫生队队长的孙仪之被俘，参加了红军。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副校长,参加了长征。1937年5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卫生处处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卫生主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八路军前总卫生部部长、政治委员。参加组织太行区反“扫荡”作战中的卫生保障和医疗救护工作。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组织辽沈、平津等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中的卫生勤务、战伤救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1960年3月～1964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0、赵章成中将，神炮手，炮兵副司令，红军时期在1931年5月的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攻击永丰的中村国民党军第26路军高树勋师时主动投诚到红军队伍中的，算不得战俘。赵章成堪称迫击炮之神，据说林总说过，“要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了艺术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