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牧青：“文革”是禁区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3:42:40
“文革”是禁区么？
毛牧青
“文革”是挂在口头上的词儿么？
“文革”是禁区么？
“文革”结束快30年了。对这场史无前例、自上而下发动和全民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的评价，中央早有结论：“十年浩劫”和“十年动乱”，民间和学术界也基本赞成这种结论。因此，探讨和总结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是当事人的历史责任，是对后人的负责的科学态度。
可为什么至今探讨这个话题仍讳莫如深呢？
20年前读过严家其和高皋写的一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10年史》。这是七十年代末历经6年修改而于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从当时身为中科院社院政治研究所所长身份的严家其作者身份上看，这部书是权威的、代表官方观点的。后来严家其流亡海外，这部书便无人问津，更谈不上修订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大部头”，明显带有时代烙印、官方意志和历史局限，已不能成为客观评述“文革”的依据。此后20年，除了泛泛批判“文革”的片言只语外，国内再也没有一本象样关于全方位论述“文革”的史实资料，更没有深层次上的研究文章公开露面。。
从纸制媒体上看，“文革”在我国当代史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我曾看过许多小说、诗歌等专集，大都是1966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出现断层。“文革”中的建设成就除了“一弹一星”（氢弹爆炸和“东方红”卫星上天）外，其它几乎无从谈起。好象这段时间被蒸发掉了。
和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一样，我也曾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至今对“文革”中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但因为是平头百姓，因此大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表层认识上，其发动到结束的实质问题和“内幕”的东西全部从官方得知。如今许多人谈及“文革”，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身上，推到全民的“集体无意识”的愚昧和发疯上。随着思想的解放、许多事实的滤清和露出水面，人们反思“一个为什么”的疑问不断加深，难道没有其它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难言之隐”？
由于忽视对“文革”的深层次探索和追究，许多问题犹如“秘史”般避而不谈，对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年轻人来说，如今谈“文革”，大都是官方默认的、曾容忍的“独裁”、“专制”、“没人性”、“极左”等代名词和实质内容，其它细节一概不知。就是知道一些，大都是“脸谱化”的东西。“文革”结束不过近30年，探索和考察 “文革”内幕和事实竟如此之难和走样，使我不得不怀疑我们的史学家的科学性和几千年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文革”上层的发动者策划者参与者乃至被迫害者触及者如今大都作古，这为许多问题的盖棺定论提供了历史的客观的便利条件。按理说，在不到30年的短短历史小河和时间里，本着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评价“文革”人物和“文革”历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为什么许多“文革”中的问题说不透呢？这肯定牵动了一根触发神经的敏感问题。或许这才是真正不明真相的原因所在。
不久前，被郭沫若称呼为“政治流氓”和“文痞”张春桥和姚文元去世，曾引发人们对他们死后没有留下遗言或《回忆录》感到遗憾。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曾是“文革”运动的“撒旦”，他们倘若能留下一些历史细节的记录，肯定对我们评价“文革”的真相有一定帮助。同样，作为“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陈伯达和王力，虽然生前留下回忆录和反思录，但内地人看不到，发行都在海外而被列为禁书。这无疑为我们多方面客观了解和研究“文革”设下了难度。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难评的原因之一。
“文革”伤害了国人这是事实，同样伤害了大批中上层的“当权派”。他们对“文革”深恶痛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夹杂了极端的个人恩怨而忽视整个大环境和当时执政党的错误决定（如“文革”的所有文件、政策制定他们也举过手，也曾积极参与或策划过），把自己游离之外而显得清白无辜，甚至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推到逝者或“败寇”身上。这就值得商榷了。有人说“历史宜粗不易细”，但“宜粗”绝不是自身的逃脱借口或不负责任的挡箭牌。这或许是“文革”难以更深层次探究的又一原因。
巴老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不再重犯这种历史悲剧。但这种呼吁始终没有得到响应。奇怪的是从上到下人们可以容忍骂毛ZE东是“暴君”、“秦始皇”、“独裁者”，却容不得一个无论是成本很低还是一蹴即成的小小“文革博物馆”的成立，确实值得玩味。
“文革”结束不久的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一股思想解放思潮。从“伤痕文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后来直接引发西单“民主墙”事件。因“西单墙”事件最后发展到对执政党的质疑上，所以被压制下去。现实的问题是，探讨问题必须有个“度”。一旦超越这个“度”，探讨可能就会走向反面。“矫枉必须过正”的轨迹凸现当时新领导开始容忍当时对毛ZE东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趋势，最终却不能容忍出现对执政党的否定、甚至把自己领袖和自己否定的“西方化民主”舆论走向，才嘎然打住这场讨论的。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是多重性的矛盾的组合体。在功名利等诱惑面前，人性的善恶两面侧重凸现倾向是实用主义的。加之传统的、体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个人习性的等等劣根和弊端，必然造就在各个运动时期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喜剧悲剧角色人物出现。大人物如此，小人物更逃脱不了这种厄运。因此，在评价一个人物面前，我们不能采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机械观点去判断。现实中，一个人往往出于当权者对自己喜好而感恩戴德行犬马之劳；或出于当权者对自己憎恶而恨之入骨欲致死地而后快。这种以个人恩怨的狭隘心境一旦与高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为一体后果了不得。这种结局的可怕后果就是：成者“一好百好”，败者“一坏百坏”。造就了“跟对了人”者官运亨通鸡犬升天、“跟错了人”身败名裂株连九族的悲喜剧现实。因此，当今出现客观、重新评价林彪、周恩来等历史人物的文章和史料时，我丝毫不感到奇怪。这大概是人们思想觉醒和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好兆头吧。
我始终对黄克诚大将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位1959年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重要成员的革命老前辈，一直遭受“左”的路线迫害近20年。但就是这位倍遭多次运动摧残的老同志，在重新评价建国后出现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时，却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超脱大度和襟怀坦白。他说：当时制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我们都举过手，扳子不能只打在毛泽东同志一人身上（大意如此）。我想：像他这样敢于“自责”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坦荡老同志，在过去近30年的众多人群中恐怕不多见吧。
“文革”运动是“左”的倾向蓄势厚发所必然导致的趋势。自然，“文革”的倒台必然会导致“改革”的诞生。这是个规律。当一种东西证实行不通时，人们必然要在总结这方面教训后重敲锣鼓另开张。古今中外，盖莫能脱。
形式上“有形”的“文革”运动没有了，可看不见的“无形”的“文革”运动现在是否存在？
如果我们至今对近30年前的“文革”的许多实质问题仍雾里看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回避。我敢断言：我们今天许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发生是当年的既成事实，是当今每个国人回避不了的严肃话题。因此，“文革”不应该是挂在人们口头上的空泛词，更不应该噤若寒蝉成为“禁区”。
我们不是曾谴责他人回避、歪曲或篡改历史的卑劣行为吗？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些人民，更是为了伟大的党，真心期盼千万别步那些人的卑鄙后尘。
这里，顺便为“文革”的“造反派”正正言。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造反派”也被陪绑。如果说“四人帮”是上层的魔鬼，那“造反派”就是民间的撒旦。因此，这两个新兴词汇就成了抨击“文革”“言必称”的通用贬义词。在当时出现的文艺作品中如小说、电影中的造反派都是贼眉鼠眼凶神恶煞的地痞流氓土匪相。就像一些官员长相做派一样，我不否认“造反派”中有这样的人物。但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是工农兵学商中曾经遭受“左”的或“血统论”迫害的平民（许多是所谓“黑五类”子女）。他们大多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被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响应***的号召起来“造反”。开始是“少数派”，后来发展壮大成了各行各业的“多数派”。由于各方面的局限，后来在所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派性斗争，大都表现的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他们有的倒在自己同胞的杀戮中；有的后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跑到缅甸、泰国“抛头颅洒热血”开展武装斗争——尽管这是愚忠的表现，是所谓“理想”“信念”的牺牲品，今天看来是“傻X”和不可理解的可笑现象。但这确实是当时许多“造反派”的真实写照。
“造反派”一词是对应“保守（皇）派”而言。1966年５月２９日北京开始诞生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清华附中）。他们多为高干军干子女，以“红五类”自居，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大都指向教育界、文艺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家庭和其子女，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毁坏的“破四旧”上，大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行/动。大多数名人就是在“文革”初期这段时间惨遭无休止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折腾而“非正常死亡”的。“文革”初期中央对许多院校派驻工作组，按照传统“反右”的基点对下而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了许多人的“造反”意志，直接导致“造反” 蔓延至全国，以致“天下大乱”。后来许多所谓黑五类子女的“造反派”起来，与当时的反动“血统论”和“矛头对下”有关。是谁最先派驻工作组“灭火”对群众搞压制并“挑动群众斗群众”？谁客观助长“血统论”的蔓延？这个“文革”初期至关重要的“导火线”是后来的“文革”升级的关键；当年许多早期“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因为后来“文革”发展趋势对向了自己的“当权派”父母。父母被打倒被揪斗被迫害被赶到“牛棚”，自己或下放或下乡或成平民，开始成为“保爹保妈派”。利益被撼动灵魂被触动身体被摧残的干部和子女，必然导致对“文革”有气……这些领导和子女“文革”后大都是官场商场举足轻重的“大佬”。这些问题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探讨。或许这些也是客观评述“文革”的难点之一吧。
“文革”看似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你可以自行成立组织，随意停工停学大串联、随意大批判，随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实质上并非真正的民主。“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你就不能乱说乱动（甚至其子女在内）。在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弦蹦的紧紧”的氛围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党和毛主席的权威而显貌似“突出政治”的“政治无意识”畸形趋向。只要有人撼动或者怀疑这个根基，就会大难临头——不管你是丈夫妻子父母兄妹亲戚朋友。即便是批判“血统论”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反对“四人帮”的张志新等等敢于实话实说的人物，也逃脱不了这个羁绊。
“文革”的1966年后期到1967年初期的“夺权”阶段，可以说省部级以下的党政部门几乎全部瘫痪或者半瘫痪。人们忙于夺权、批判和争斗。表面国内大乱，但实质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基本牢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形势局面。面对当时国内外所谓的“帝修反”的封锁、侵犯和破坏，中国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和敌对势力的战争内乱。这得益于人民常年的理想教育根深蒂固，以及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拥护和信赖所形成的凝聚力和自信力。如果你尊重历史的话（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专制”的结果），就不能不承认是个奇迹。这种奇迹拿到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这就是当年“文革”时期的真实政治氛围。
2006年4月8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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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26 14: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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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太权的几幅有关“红卫兵墓”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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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牧青
“文革”是挂在口头上的词儿么？
“文革”是禁区么？
“文革”结束快30年了。对这场史无前例、自上而下发动和全民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的评价，中央早有结论：“十年浩劫”和“十年动乱”，民间和学术界也基本赞成这种结论。因此，探讨和总结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是当事人的历史责任，是对后人的负责的科学态度。
可为什么至今探讨这个话题仍讳莫如深呢？
20年前读过严家其和高皋写的一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10年史》。这是七十年代末历经6年修改而于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从当时身为中科院社院政治研究所所长身份的严家其作者身份上看，这部书是权威的、代表官方观点的。后来严家其流亡海外，这部书便无人问津，更谈不上修订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大部头”，明显带有时代烙印、官方意志和历史局限，已不能成为客观评述“文革”的依据。此后20年，除了泛泛批判“文革”的片言只语外，国内再也没有一本象样关于全方位论述“文革”的史实资料，更没有深层次上的研究文章公开露面。。
从纸制媒体上看，“文革”在我国当代史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我曾看过许多小说、诗歌等专集，大都是1966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出现断层。“文革”中的建设成就除了“一弹一星”（氢弹爆炸和“东方红”卫星上天）外，其它几乎无从谈起。好象这段时间被蒸发掉了。
和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一样，我也曾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至今对“文革”中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但因为是平头百姓，因此大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表层认识上，其发动到结束的实质问题和“内幕”的东西全部从官方得知。如今许多人谈及“文革”，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身上，推到全民的“集体无意识”的愚昧和发疯上。随着思想的解放、许多事实的滤清和露出水面，人们反思“一个为什么”的疑问不断加深，难道没有其它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难言之隐”？
由于忽视对“文革”的深层次探索和追究，许多问题犹如“秘史”般避而不谈，对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年轻人来说，如今谈“文革”，大都是官方默认的、曾容忍的“独裁”、“专制”、“没人性”、“极左”等代名词和实质内容，其它细节一概不知。就是知道一些，大都是“脸谱化”的东西。“文革”结束不过近30年，探索和考察 “文革”内幕和事实竟如此之难和走样，使我不得不怀疑我们的史学家的科学性和几千年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文革”上层的发动者策划者参与者乃至被迫害者触及者如今大都作古，这为许多问题的盖棺定论提供了历史的客观的便利条件。按理说，在不到30年的短短历史小河和时间里，本着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评价“文革”人物和“文革”历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为什么许多“文革”中的问题说不透呢？这肯定牵动了一根触发神经的敏感问题。或许这才是真正不明真相的原因所在。
不久前，被郭沫若称呼为“政治流氓”和“文痞”张春桥和姚文元去世，曾引发人们对他们死后没有留下遗言或《回忆录》感到遗憾。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曾是“文革”运动的“撒旦”，他们倘若能留下一些历史细节的记录，肯定对我们评价“文革”的真相有一定帮助。同样，作为“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陈伯达和王力，虽然生前留下回忆录和反思录，但内地人看不到，发行都在海外而被列为禁书。这无疑为我们多方面客观了解和研究“文革”设下了难度。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难评的原因之一。
“文革”伤害了国人这是事实，同样伤害了大批中上层的“当权派”。他们对“文革”深恶痛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夹杂了极端的个人恩怨而忽视整个大环境和当时执政党的错误决定（如“文革”的所有文件、政策制定他们也举过手，也曾积极参与或策划过），把自己游离之外而显得清白无辜，甚至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推到逝者或“败寇”身上。这就值得商榷了。有人说“历史宜粗不易细”，但“宜粗”绝不是自身的逃脱借口或不负责任的挡箭牌。这或许是“文革”难以更深层次探究的又一原因。
巴老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不再重犯这种历史悲剧。但这种呼吁始终没有得到响应。奇怪的是从上到下人们可以容忍骂毛ZE东是“暴君”、“秦始皇”、“独裁者”，却容不得一个无论是成本很低还是一蹴即成的小小“文革博物馆”的成立，确实值得玩味。
“文革”结束不久的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一股思想解放思潮。从“伤痕文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后来直接引发西单“民主墙”事件。因“西单墙”事件最后发展到对执政党的质疑上，所以被压制下去。现实的问题是，探讨问题必须有个“度”。一旦超越这个“度”，探讨可能就会走向反面。“矫枉必须过正”的轨迹凸现当时新领导开始容忍当时对毛ZE东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趋势，最终却不能容忍出现对执政党的否定、甚至把自己领袖和自己否定的“西方化民主”舆论走向，才嘎然打住这场讨论的。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是多重性的矛盾的组合体。在功名利等诱惑面前，人性的善恶两面侧重凸现倾向是实用主义的。加之传统的、体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个人习性的等等劣根和弊端，必然造就在各个运动时期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喜剧悲剧角色人物出现。大人物如此，小人物更逃脱不了这种厄运。因此，在评价一个人物面前，我们不能采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机械观点去判断。现实中，一个人往往出于当权者对自己喜好而感恩戴德行犬马之劳；或出于当权者对自己憎恶而恨之入骨欲致死地而后快。这种以个人恩怨的狭隘心境一旦与高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为一体后果了不得。这种结局的可怕后果就是：成者“一好百好”，败者“一坏百坏”。造就了“跟对了人”者官运亨通鸡犬升天、“跟错了人”身败名裂株连九族的悲喜剧现实。因此，当今出现客观、重新评价林彪、周恩来等历史人物的文章和史料时，我丝毫不感到奇怪。这大概是人们思想觉醒和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好兆头吧。
我始终对黄克诚大将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位1959年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重要成员的革命老前辈，一直遭受“左”的路线迫害近20年。但就是这位倍遭多次运动摧残的老同志，在重新评价建国后出现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时，却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超脱大度和襟怀坦白。他说：当时制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我们都举过手，扳子不能只打在毛泽东同志一人身上（大意如此）。我想：像他这样敢于“自责”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坦荡老同志，在过去近30年的众多人群中恐怕不多见吧。
“文革”运动是“左”的倾向蓄势厚发所必然导致的趋势。自然，“文革”的倒台必然会导致“改革”的诞生。这是个规律。当一种东西证实行不通时，人们必然要在总结这方面教训后重敲锣鼓另开张。古今中外，盖莫能脱。
形式上“有形”的“文革”运动没有了，可看不见的“无形”的“文革”运动现在是否存在？
如果我们至今对近30年前的“文革”的许多实质问题仍雾里看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回避。我敢断言：我们今天许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发生是当年的既成事实，是当今每个国人回避不了的严肃话题。因此，“文革”不应该是挂在人们口头上的空泛词，更不应该噤若寒蝉成为“禁区”。
我们不是曾谴责他人回避、歪曲或篡改历史的卑劣行为吗？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些人民，更是为了伟大的党，真心期盼千万别步那些人的卑鄙后尘。
这里，顺便为“文革”的“造反派”正正言。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造反派”也被陪绑。如果说“四人帮”是上层的魔鬼，那“造反派”就是民间的撒旦。因此，这两个新兴词汇就成了抨击“文革”“言必称”的通用贬义词。在当时出现的文艺作品中如小说、电影中的造反派都是贼眉鼠眼凶神恶煞的地痞流氓土匪相。就像一些官员长相做派一样，我不否认“造反派”中有这样的人物。但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是工农兵学商中曾经遭受“左”的或“血统论”迫害的平民（许多是所谓“黑五类”子女）。他们大多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被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响应***的号召起来“造反”。开始是“少数派”，后来发展壮大成了各行各业的“多数派”。由于各方面的局限，后来在所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派性斗争，大都表现的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他们有的倒在自己同胞的杀戮中；有的后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跑到缅甸、泰国“抛头颅洒热血”开展武装斗争——尽管这是愚忠的表现，是所谓“理想”“信念”的牺牲品，今天看来是“傻X”和不可理解的可笑现象。但这确实是当时许多“造反派”的真实写照。
“造反派”一词是对应“保守（皇）派”而言。1966年５月２９日北京开始诞生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清华附中）。他们多为高干军干子女，以“红五类”自居，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大都指向教育界、文艺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家庭和其子女，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毁坏的“破四旧”上，大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行/动。大多数名人就是在“文革”初期这段时间惨遭无休止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折腾而“非正常死亡”的。“文革”初期中央对许多院校派驻工作组，按照传统“反右”的基点对下而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了许多人的“造反”意志，直接导致“造反” 蔓延至全国，以致“天下大乱”。后来许多所谓黑五类子女的“造反派”起来，与当时的反动“血统论”和“矛头对下”有关。是谁最先派驻工作组“灭火”对群众搞压制并“挑动群众斗群众”？谁客观助长“血统论”的蔓延？这个“文革”初期至关重要的“导火线”是后来的“文革”升级的关键；当年许多早期“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因为后来“文革”发展趋势对向了自己的“当权派”父母。父母被打倒被揪斗被迫害被赶到“牛棚”，自己或下放或下乡或成平民，开始成为“保爹保妈派”。利益被撼动灵魂被触动身体被摧残的干部和子女，必然导致对“文革”有气……这些领导和子女“文革”后大都是官场商场举足轻重的“大佬”。这些问题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探讨。或许这些也是客观评述“文革”的难点之一吧。
“文革”看似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你可以自行成立组织，随意停工停学大串联、随意大批判，随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实质上并非真正的民主。“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你就不能乱说乱动（甚至其子女在内）。在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弦蹦的紧紧”的氛围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党和毛主席的权威而显貌似“突出政治”的“政治无意识”畸形趋向。只要有人撼动或者怀疑这个根基，就会大难临头——不管你是丈夫妻子父母兄妹亲戚朋友。即便是批判“血统论”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反对“四人帮”的张志新等等敢于实话实说的人物，也逃脱不了这个羁绊。
“文革”的1966年后期到1967年初期的“夺权”阶段，可以说省部级以下的党政部门几乎全部瘫痪或者半瘫痪。人们忙于夺权、批判和争斗。表面国内大乱，但实质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基本牢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形势局面。面对当时国内外所谓的“帝修反”的封锁、侵犯和破坏，中国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和敌对势力的战争内乱。这得益于人民常年的理想教育根深蒂固，以及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拥护和信赖所形成的凝聚力和自信力。如果你尊重历史的话（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专制”的结果），就不能不承认是个奇迹。这种奇迹拿到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这就是当年“文革”时期的真实政治氛围。
2006年4月8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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