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真相实地调查（上部） ---付张宏良按语

这篇是我最倾注心血的文章之一！一些问题，事关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对干旱的调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恐惧！

当灾难一次又一次到来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深刻反省，全面认真地查找真实原因，及时找到对策，而不是在吹嘘中一次次地贻误机会！我最痛心、最担忧的不是频繁发生的灾难，而是对灾难的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是刻意夸大抗灾成绩编造出的自欺欺人的光环！

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在捐建水窖之后，我开始了实地调查，这篇文章中提及的结论和针对性的建议，相当一部分是我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另外一部分是通过与相关知情人士的交流得到的，我希望这些调查和建议，对于我们应对灾难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

西南干旱后，很多人认为，是由于下雨少所致，也即天灾所致。但是，查一下新闻后，发现类似的“天灾”一直在上演（仅以云南的新闻为例）：2004年，我国南方“遭受53年来罕见干旱”，云南在干旱之列；2005年，云南“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2006年，“云南遭遇20年来最严重旱情”；2007年，“云南大部地区降水不足，气温偏高，旱情日趋严重”；“2008年云南连续近三个月干旱”；2009年，“云南省遭遇五十年一遇的严重旱情”；2010年，云南“秋冬春连旱”百年一遇……

这还没有算上其他地方的干旱。2007年，全国22个省干旱，耕地受旱面积2.24亿亩，中央财政先后下达特大抗旱补助费2.23亿元（每亩接近1元）。

但是，我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后发现，简单地将问题归结到天灾上，对上天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比比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中国的降雨够多的了，退一步说，即使上天对中国不公，至少对我国的西南地区还是非常偏爱的：江河纵横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我国水资源的70%分布在这里。

以云南为例。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是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三，人均拥有水资源的绝对数量超过5千立方米。云南省境内，径流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8条；湖泊面积311.388平方公里，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5.12米，最深处11.3米。

我实地调查得出的结果是：西南干旱，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1）植被严重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生态急剧恶化

植被本身就是最天然的水储备库。但是，近年来，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森林覆盖面积大幅度减少，而植被的破坏和森林覆盖的下降，直接导致许多支流季节性干涸，或者源头向干流方向萎缩。

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资源大幅度向工业倾斜、水等资源大幅度向城市集中，加之干旱连连，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产量下降，向森林要地、向草原要地，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弥补效率低下的缺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需要以量来弥补日渐抬高的成本。这是人进林退、人进草退的原动力之一。下面这张照片（见照片01），是笔者在云南调查时拍摄的，当连这么险要的地方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的时候，植被遭到破坏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而据笔者所知，云南还是环境破坏不算特别严重的地方——当然是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

同时，官员为了追求GDP和个人政绩，为了尽快让城市变美，已经懒得种植小树，已经等不及把小树养成大树，而是直接从农村移植——这些情况都是全国性的，几乎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这种移植同样在人为破坏生态环境。

不仅如此，很多地方的植被随着外来物种的入侵，变得日益单一化。一个地区的生物区系是长期演化的结果，相关物种的组成具有互相平衡、互相弥补、互相适应的特性，外来

物种一旦侵入就会打破这种平衡。我国许多地方为了经济效益，随心所欲地引入外来物种，正在给生态环境带来致命后果！我们知道，植被的多样性，更有利于水土保持，因为这可以达到涵养水源、水土保持的效果，同时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而笔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云南物种的单一化趋势正在快速发展。

通过这次干旱，许多人知道了桉树。桉树的经济价值高，且很容易栽植，成活率高于其他树种，但其缺陷是：树根向地下扎得很深，耗水量大，被人称为抽水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所到之处，其他物种几乎消失殆尽！桉树连鸟都不靠近！我听到两种说法：一是桉树散发一种令鸟厌恶的气味。二是说桉树不生虫子，小鸟远离。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沿路看到多个桉树林，有的已经长大成林（见照片03），有的刚种植不久，但生长很快（见照片04）。

除了桉树，还有一种扩散更快、危害更大的“飞机草”，又名香泽兰（Eupatorium odoratum L），目前已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飞机草是有毒植物，飞机草所到之处，其他草类尽亡！因为它能明显地影响其他草本植物的生长，它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邻近植物的生长，还能使昆虫拒食，不仅虫子，连牛、羊都不敢吃这种草！在我捐建水窖的三岔角村，村民告诉我说，十几年前这种草到达村子，从此以后，其他草几乎全死了，连羊都养不成了！

对于“飞机草”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国为了绿化荒山，用飞机播散的。另一种说法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早期，泰国把飞机草作为一种香料植物引到栽培，逐渐入侵到中国云南南部，进而向中国快速蔓延。

无论哪种说法，当务之急是采取应对措施，笔者非这方面的专家，提不出具体建议，政府可以组织相关专家会诊，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尽快阻止“飞机草”等入侵物种的蔓延。

（2）水利欠债触目惊心

干旱发生后，人们突然发现，水库中的水不够用了。很多人知道，水利建设欠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具体情况，很少有人去深究，也很少有人知道，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它跟这次旱灾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2010年4月5日，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先生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说：现在云南所有库塘的水，能用的还有44亿立方左右。

记者问44亿立方的水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孔垂柱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5月底，这些水库里的水，生活用水加上生产用水，应该说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记者：“差不多就是快用完了？”

孔垂柱说：“对。”

记者：“假如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怎么办哪？”

孔垂柱说：“要尽快弄清地下水的分布情况，现在就开始已经组织地质部门、水利部门等方面的人员，在特旱地区找寻地下水资源。”

这是一次悲凉的对话。水库里的水，为什么这么快就没有了呢？原因是：储存的水太少了。为什么少呢？因为，大部分水利设施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年久失修。在云南全部的水库中，80%的为病险水库。雨季的时候根本不敢储水，担心溃堤！于是，雨季来的时候，水库要空腹防水，任由上天恩赐的宝贵雨水白白流走（云南全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只有6.9%），等到雨季临近结束时才敢储备水。2009年雨季来临的时候，依旧放水，等到雨季快结束时再聚水。不幸的是，2009年的雨季太短，水放走后，发现雨季已经提前结束了！因此，储备的水远远少于往年，而旱情又重于往年！如果水利施舍完好，何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水利建设欠债有多严重呢？目前，云南全省的大中小型水库超过5000多座（这些水库80%的为病险水库），总库容量达到108亿立方米，缺口高达40多亿方！连孔副省长都忍不住感慨道：“你看我们解放60年了，才有108亿立方的库容……我们供需缺口还有40多亿方……我算过一个账，就是从解放到1995年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国家投入云南省的水利投资，那个时候才3个亿。”

记者似乎不敢相信，又追问了一句：“一共3个亿？”

孔垂柱说：“就是那么多年，因为我们没有大型水利，所以国家也穷，所以你无法争到国家的投资。”

才3个亿！如果把1978年以前的投入剔除，可能更寥寥无几了。不仅云南，全国很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那时候的投入看起来少，效果却极其明显。

其一，那个时候是全民动员，很多人是义务劳动，人工费用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包括投资总额当中。

其二，那个时候的物价低廉，人民币的购买力远远胜于现在。

其三，腐败等损耗小。贪污一点钱就可能被枪毙，没有人轻易敢冒这个险，而且，那时候的官员大部分有信仰，比现在单纯。现在贪污6位数的官员已经算是很廉洁了。

其四，那个时候的水利建设“得巧”，以小水利居多，非常实用。以我所见到的那个小型水塘为例（见照片08），它充分依托天然地貌而建，三面的水流向它，可以很便利地把雨水集中储存起来，造价也非常小。

我的建议是，效仿上个世纪五、六年年代的那种做法，依托天然地势多建设实用的小型水利设施。而我们现在却恰恰相反，在求大。为什么地方在水利建设中都贪大呢？因为，只有大型水库是国家投钱的！而且，很多水库都是针对城市配套而建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水利投入很大，却不能在抗旱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因为钱都用到了大型水利上，都用到了为城市服务方面，真正惠民的小型甚至微型水利设施几乎无人问津！现在，是到了颠倒回来，追求实用为主、民生为主、农业为主的正确轨道上来的时候了！

（3）集水的建议

关于收集雨水的问题，我想多谈一点。

在去云南以前，兄长广元和嫂子一起回国，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安提瓜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所有的房子下面都有一个蓄水池。屋顶成为一个天然的收集雨水的平台，雨水在屋顶汇聚后，通过输水管，输送到蓄水池中，最大限度地把雨水留下来。安提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一条河流的国家，是最典型的无流国【见注解1】！吃水主要依靠收集雨水和海水淡化，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收集雨水便成为非常重要的选择。

安提瓜曾经遭遇过严重旱灾，对于一个没有河流的孤岛而言，遭遇旱灾几乎是灭顶之灾。安提瓜在1779年和1784年，遭遇两次水荒，牲畜大面积死亡，人饥渴难忍。但是，他们没有在遭遇“2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旱灾后，继续遭受“百年一遇”的旱灾，而是积极主动地建设了大量的蓄水池。许多储水池规模巨大，这些蓄水池的蓄水量，足够满足全国居民的需要，向首都圣约翰（Saint John's）供应的水量甚至超过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供水量。

与安提瓜相比，老天对我们已经非常厚爱了，而我们在做什么呢？雨季，眼睁睁地看着雨水流走。旱季，承受饥渴的焦灼。而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悲剧而不吸取教训，仿佛一个自吹自擂上瘾了的精神病患者，边唱着鸡的屁，边跳着欢快的舞蹈，裤子掉了都浑然不觉，特入戏！即便从20年一遇的旱灾发展到了百年一遇，还在忙着表演，唉！

收集雨水不是很难的事情，像照片08中的那个小水坝，就可以收集三方留下来的雨水，这种依托地势选址修建的小水利工程，投入少，却见效快，作用大！

谈到世博，这次印度展馆展示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个雨水收集系统”，和一个“经过工厂处理的再循环水将用于绿化灌溉”！有本著作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和印度在演绎龟兔赛跑的游戏，中国是兔子，印度是脚踏实地的龟。为了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我不写结果了。

必须强调的是，放弃对雨水的收集而打地下水的主意，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因为总理来视察以后也提出来一些要求，我们现在一个积极的寻找抗旱应急水源……现在要尽快地弄清地下水的分布情况，现在就开始已经组织地质部门、水利部门等方面的人员，在一些特旱地区，现在开始寻找地下水，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到现在我们打出已经到了400多口井，就是专门打水解决干旱问题。”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查询相关研究专著，看得我心里发冷！！！！

国际全球化论坛水资源委员会主席Maude Barlow与加拿大北极星研究所主任Tony Clarke合著的“The Battle Against Corporate Theft of the world's Water”我找到的这本书是2004年版的！注意，是2004年版的！他们这样评价中国：“有中国粮仓之称的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降（注意：是每年1.5米）。中国北部现在有8个地下蓄水层由于透支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国北部600个城市中的400个和超过中国全部人口50%的居民面临着严重缺水的威胁。尽管政府计划南水北调，但首都北京的地下水位在过去的40年还是下降了37米，预测中的北京水危机已经极其严重……世界观察研究所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得不通过改变其经济结构，来应对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随后，他们做了更惊人的预言：“世界观察所还警告说，由于有限的水资源在不断被调往工业领域和城市居民，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当中国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它对粮食进口的需求将超过全世界粮食市场可供出口的总量……”

丹麦比约恩•隆博格编著的《全球危机，全球解放方案》一书的第584页，有这样一段话：“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无疑是自杀行为，这会导致蓄水层的耗散，水面下降到水泵不能再抽出水的地步……在中国，地下水下降可能已经很大规模发生。Evans、Foster和Garduno（2003）报告，在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已经有地下水水位‘巨大地’下降……”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对地下水滥用到如此程度，未来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更可恨的是，此前媒体披露的向地下水排污的现象。一些不良企业直接把污水向地下水层排！如：“河北定州李亲顾村97、98年村民发现村民得病可能是因为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一些电镀厂建厂则早在88年，88年建了第一个厂，90年后就多了。他们建厂时都打一个机井，三四十米深，直接把生产的污水排入地下。”类似的这种行为真的应该遭到天谴！从法律上来看，是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当金钱主宰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危机感的民族实在太可怕！

遗憾的是，危机在歌舞升平中被掩盖。一些人经常被编织的耀眼的成就弄得淫荡难耐，四处跑着搔首弄姿，弄得中国威胁论四起。问题是，污染环境，毁灭资源，断绝子孙后代生存之路，我们积累下来了什么？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甚至连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都实现不了（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教育投入世界倒数，而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是7.4％，比我们的3%（很多年份还不到）高出一倍还多。

水污染是另外一个严重问题。这次旱灾，滇池里的水却不能用，为什么？污染太严重了。为了治理滇池，按照孔垂柱副省长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几年省委省政府加大对滇池的治理，这几年也连续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现在实施一个牛栏江滇池饮水工程，就是现在把滇池还湖绝污，还有湿地的建设，还有清污分流，这些全部工作在做。”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已经不能再走了！从解放到1995年的时候，国家投入云南省的水利投资才3个亿，而滇池治污就花费了100多亿元，还没有结果，水依然是臭的！在埋怨老天降灾的同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对环境的破坏本身，是不是在惹得天愤人怒！

（4）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水资源分配不均，水利设施全方面服务城市而忽略农村。许多水利设施把农村水源引向城市，这些浩大的工程经过农村的时候，却没有设置任何排水设施，即使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那些靠近水利工程的饱受饥渴折磨的农民，也只能隔水相望，无法就近取水。这是水利投入很大，农村难以受益的最普遍的现象，也是导致干旱形势恶化的根本原因。我在昆明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受到干旱的影响，这里的水供应非常充足。为了美化环境，大量的水浇灌着路边的花草。一边是干旱的焦灼，一边是水供应的丰盛，可谓冰火两重天。

不仅省级城市，地级省市甚至县城，在建设水利工程的时候，都只是考虑从水源地引水，而没有考虑到水利工程所经过的农村的生活、生产用水！我惊讶地发现，在水资源问题上，城乡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有必要强调的是：假如农民依然用春秋战国以来的最原始的方式生产，依然靠天吃饭，维持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基本的粮食安全界限在哪里呢？

央视记者问孔垂柱副省长：来到昆明的时候，我们发现昆明城市的用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限制，大家还是正常的生活。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点不公平呢？

孔副省长说：“一个是城乡差距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也是这些年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昆明城区供水能力建设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昆明相对来讲供水比较充裕。但是，你不可能说昆明这里供水充裕，你把它调到其他地方去，这个不可能。”

孔副省长其实讲出了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了城市，农业和农民一起被边缘化。

《中国新闻周刊》做了如下报道：在距离运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区的水源地云龙水库。自2004年建坝蓄水以来，黄文俊发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贯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原本河里有大鱼，现在连小虾都不见；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来就只能靠天吃饭。云龙水库是昆明主城区供水水源的专用水库，从2008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区日均用水量为85万立方米，水库2.5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撑主城区顺利度过旱期。

而让黄文俊难以接受的是，村民们守着一个“大水盆子”却没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为什么不能救济一下我们，只要坝闸开一个10公分的小口，下游几万人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黄文俊一边比划着一边激动地说。与黄文俊一样，村民们对大坝颇有看法。运昌村百姓世代喝着掌鸠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坝，却让村民与水隔绝。“近水解远渴”的内心纠结在大旱面前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供昆明没得说，但至少要分给我们一口，收了水费，也要补偿我们一些吧。”谈起水库，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动。

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说，原本水库是否放水由水电部门决定，但大旱当前，从1月底开始，为合理地调用当地水资源，水库放水必须由水库所在县的县长签字。

我建议：在建设任何水利设施的时候，都应该均衡考虑城市、农村的生活、生产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至少在目前来看，找寻这种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掌控决定权的人都居住在城市而不是乡村，很多人甚至没有去过乡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难处缺少最基本的痛感！这种情况很悲哀，也很普遍。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房，权力者对高房价没有痛感；因为可以吃到特供的绿色粮食、绿色食品，他们对层出不穷的食品问题没有痛感！

面对灾难，我们需要有最起码的痛感！哪怕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些调查和建言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能有多大用处，但我们都在真切地感受到威胁的临近！

说明：这篇文章的初始题目是《云南旱灾真相实地调查》，但是，云南的情况在西南地区非常普遍，很多地方比云南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改成《西南旱灾真相实地调查》。又一想，西南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改成《中国旱灾真相实地调查》。但是，加上“中国”二字名头太大，树大招风，且冲了“感谢国家”中的“国家”二字的讳，古人遇到这种情况尚且知道弄个“通假字”代劳一下，想想算了，去掉得了，犯不着因为这个让一些人不高兴。于是，变成了《旱灾真相实地调查》，那些把头埋在沙粒中的人，只当是在写非洲某地的灾情调查吧，可以继续无视问题的严重性继续如痴如醉地意淫。

注解【1】无流国是指没有河流或只拥有季节性河流的国家。全世界共有无流国20个，其中12个是岛屿国家，如马尔代夫、巴林、马耳他、科摩罗、佛得角、安提瓜和巴布达、瑙鲁、图瓦卢、基里巴斯、汤加、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等；另外8个是大陆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吉布提、利比亚等。

（张宏良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i5p0.html?retcode=0

我们之所以转载时寒冰先生这篇文章，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和人民再次走到了灾难边缘，并且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灾难。数年前，我们就在呼喊“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中，时寒冰文中所说“事关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生态破坏问题，只不过是诸多灾难根源之一。当时，那些反革命极端右翼势力，一方面打着捍卫改革开放的幌子对我们肆意辱骂和妖魔化，另一方面又打着加快改革开放的幌子全力把我们国家推向灾难。现在，当他们亲手制造的灾难已不可避免地就要降临时，他们又把这些灾难推到了共产党头上，借此要打倒共产党这个中国唯一的统一力量，把中国再次变成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意解体的一盘散沙。在目前生态环境已被彻底摧毁的情况下，一旦国家统一领导力量垮台，亿万百姓除了尸横遍野之外，绝无任何活路。

中国生态环境已经毁坏到了个体和一般群体根本不能独立生存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摧毁国家统一力量，就等于是直接灭绝中华民族，至少是灭绝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中国不仅地表水已被污染净尽，人畜皆不能饮用，而且如同时寒冰文中所说，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也被污染成为毒水。刚刚从山东淄博讲学回来，淄博作为齐国古都，30年前还是地肥水美的生态乐园，一竿子插下去就能冒出水来。可是现在，不仅一些地方打下去几十米都见不到水，即便是打出水来也是毒水、污染水，原因如时寒冰文中所说一样，就是把污水直接注入地下的结果。在淄博看到田野上的化工厂没有污水排出感到很奇怪，询问后才得知工厂的污水全都打深井注入了地下。看着那一座座化工厂让人不由在想，无论当地官员还是企业家，恐怕无人不知道这是断子绝孙的灭绝罪行，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干，完全是被中国“西门庆立法”逼迫的结果。今天报刊文摘报道，甘肃嘉士伯啤酒公司如果建立污水净化设备需要投资390万，可如果随意排放污水只不过每年罚款1万元，还不到390万元的利息。而如果像淄博化工厂这样把污水直接注入地下，则除了打井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

虽然“GDP犯罪论”是我们最早指出来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灾难绝不仅仅是“GDP犯罪论”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钱超越法律的结果。当今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规定金钱可以超越法律的国家，虽然中世纪欧洲教会也曾出卖过“赎罪券”，但那只是超越阴间的法律，而不是超越阳间的法律。当今中国的“罚款”和“收费”，几乎涵盖了社会所有领域和各个角落。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有钱支付“罚款”和“收费”的富人，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没钱支付“罚款”和“收费”的穷人，则要遭受严厉惩罚，直至格杀勿论。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变成了“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用来约束权力，而绝不用来约束金钱。权力只能够通过暗箱操作才能逃脱法律约束，而金钱则可以大摇大摆完全公开地超越法律约束。穷人让富人断子绝孙，要被判处死刑；富人让穷人断子绝孙，只需要缴纳罚款。采用立法手段规定金钱拥有超越法律约束的天然特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邪恶的野蛮法律。而制造这种丧尽天良野蛮法律的那些法学家，反倒忽悠欺骗老百姓说，这种野蛮法律是缺乏司法独立造成的。可以说，如果不是30多年来中国制造了这么一套旷古未有、逼良为娼的野蛮法律，如果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用“罚款”代替“法办”，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国家，断然不会走到千古未有的浩劫边缘。眼前的西南大旱尚不要紧，因为西南毕竟是水资源富集地区，毕竟还有水可找有井可打，而如果类似大旱出现在已经无水可找无井可打的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等，那将会出现什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西南大旱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目前党中央没有说话，人民群众也没有说话，进行争论的仅限于官僚部门和少数学者之间。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的那些科学家，还有美国雇来专为转基因作物辩护的那些所谓学者，坚持说是天灾，拒不承认有丝毫人祸；而稍有良知、稍有人文关怀的进步学者则认为主要是人祸。在此最让人不理解的是那些科学家，此前科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美好，一提起科学家所联想到的，就是纯洁的品格和辉煌的发明，可通过这次转基因主粮及西南大旱事件，人们提起科学家所联想到的，已不再是科学发明和两弹一星，而是日本731部队和德国人皮灯罩。如果抛开天理人伦来谈科技，那么日本731部队的医学家肯定会被认为十分卓越，德国人皮灯罩则更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其实，天灾人祸无需多论，只要注意一下时寒冰文中3个简单数字，就会得出准确无误的正确答案。时寒冰转述了云南省副省长提供的3个数字：从建国到1995年，国家对云南水利设施投资3元亿，建造了5000多座水库，另外还有十分庞大的水利灌溉设施；这3亿元当中有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投入的一分钱暂且不论，至少那5000多座水库是改革开放之前修建的；可是后来，仅仅为治理被污染的一个滇池就已经投资100多亿元，至今仍然是臭水一潭，究竟后续投资还需要多少个100多亿，才能治理好滇池，完全是一个未知数。3亿元建造5000多个水库，与将要耗费数百亿元治理一个滇池，两相比较，究竟是改革开放之前创造财富，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创造财富？究竟哪个期间是创造，哪个期间是破坏？眼下正在向全国蔓延的旱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恐怕这既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基本良知问题。

时寒冰提供的数字，更加证实了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把30多年来牺牲环境和资源（即使不包括劳动）所变现的财富，全部用于国内人民生活，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至少能够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国大陆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就是根据，目前26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就是根据，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增长时间和国民生活提高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根据。正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具有一种内在联系，所以许多中国人才相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能够带动共同致富的历史谎言，结果，率先富裕起来的那极少数人不仅没有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反倒在把全体中国人共有的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又开始帮助西方垄断资本打起了消灭中国人口的主意。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和一般右翼人士，并没有意识到是有人在故意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深渊，但是他们却已经看到了深渊，所以才有了时寒冰他们的呼喊。

时寒冰呼喊的意义在于，时寒冰不是左派，更不是毛派，而是自由主义的一面大旗，由他来揭露西南大旱的真相，源自于对前30年水利设施的破坏和发展方式的倒行逆施，更加具有说服力。时寒冰转述云南省副省长的话说，改革前30年建造了100多亿立方的水库容量，尚有40多亿立方的缺口，这意味着如果毛泽东时代再延续10年，就能够弥补上这个缺口，形成抵抗大旱的全部水库容量，包括云南省在内的中国农业就能够彻底摆脱旱灾的困扰。可惜，一个猫论外加一个买办，便彻底毁掉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梦想。面对如此惨烈状况，连时寒冰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都呼吁要“仿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做法”兴修水利。而那些丧尽天良的买办汉奸，却总是盗用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名义，坚持妖魔化兴修水利的毛泽东时代，那个曾经造假小岗村“写血书搞承包”，编造说“要吃米，找自己”，参与制造了中国农业千古浩劫的改革教长老，就颠倒黑白地把所有这些灾难全都扣到了共产党头上，特别是扣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头上，以此来讨好西方国家，为其在西方国家挥霍放纵的子孙开辟更大活动空间。仍在掌权的中国民运派政治领袖，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大肆诅咒和妖魔化兴修水利的毛泽东时代。就这样，一步更紧一步地把中国推上了生死存亡的灾难边缘。

其实，目前不仅中国自由主义接受了关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呼吁，包括中国共产党同样关注到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呼吁，所以才果断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政治纲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原有发展方式的“完善”和“深化”，而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就是因为原有发展方式是一条祸国殃民的死路，是一条亡国灭种的绝路，所以党中央才把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意义，提高到了如同1949年新中国代替旧中国那样的高度。只是有些晚了，因为比生态破坏和水利设施破坏更大的灾难——转基因主粮——正在加诸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砍腿卖拐”式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摧毁水利设施和生态环境——农作物便不能正常生长——要生长就必须改变农作物的正常基因，搞转基因产品——一旦中国主粮实现了转基因，则中国的粮食和人口便全都控制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中国人口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计划控制将由此开始——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从目前与大自然相对立的主体，重新回归成为大自然客体的一部分，完成中华民族从生到死的整个循环过程。转基因主粮的恐怖就在这里，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一概拒绝转基因主粮的原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