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气暴躁”好打人 蒋介石的大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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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责、愧悔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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