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信息社会化与现代农户信息结构

一、问题缘起

研究三农首在认识三农。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小农经济学说是我国学者认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点。在马克思看来，封闭性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在论述法国小农时，马克思说：“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小农封闭论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我国东晋农民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小农信息隔离状态的自我表述。

自然经济体制下，农民在农业文明的熏陶下成长，生活在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为靠农业的自给自足，农民便可以生活，信息的封闭、农民与外界的隔绝并不影响生产和生活。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小农再也不是传统的小农，而是逐步走向社会化的小农， “农户已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经济文明和技术文明从各个层面包围着农业文明，外部信息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农民再也无法生活在传统农村的“世外桃源”里。要生存，农民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信息是小农生产、生活和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决策变量。因此，当下农村已非传统的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村，而是越来越开放、信息流动日益频繁的农村，信息封闭论已不合当下的农村生态。

与传统乡村相比，当下的农村，无论是信息环境，还是农民的信息需求都已发生巨大变化。首先，信息工具已相当完备，以府君寺村为例，村民家家有电视，95%以上的家庭装上了固定电话，占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拥有了手机，农民可以一边在田地里干活，一边使用手机与深圳远在打工的儿子通话，这种信息交流的媒介条件，是传统的乡村社会无法比拟的；其次，农民有强烈的信息需求，因为离开了对外界信息的掌握，农民几乎无法生活，“农民就是聋子和瞎子。”以农业生产为例，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农业属于简单再生产，种子自备，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抓田鼠都用人工，“庄家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进入市场经济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逻辑的侵入，农民生产再也无法在孤立、封闭的农村中进行，农民需要根据市场行情来选择下一季的农业作物品种，需要选择和使用城市生产的农药和化肥。要想在农业上取得成功，乡土农民就必须努力学习和消化来自城市的信息。

与信息工具相对完备、农民信息需求强烈形成对比的是，社会对农村的信息输入（供给）却相对滞后，甚至良莠不齐。“数字鸿沟”就是对城乡信息不均等的高度概括，事实上，城乡“数字鸿沟”已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同时，政府部门也将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目前全国已建立农业信息网近万家，然而农业信息网站并不为大多数农户使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甚至遭遇到了全国性的难题——“最后一公里”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各地政府部门做了相当的努力，并且形成了全国有名的“金塔”模式、“乡镇信息张贴”办法等等，然而无论具体的模式在当地如何成功，还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向全国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成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瓶颈。那么，在信息供给不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的小农是如何选择的呢？2006年，笔者以“农民生产信息来源”为主题，对河南省府君寺村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个人的“试错式”探索、熟人的相互借鉴、村庄能人的示范、商人基于利益考虑的指导，是农民信息来源的主要途径。而电视、报纸和网站等现代媒介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起了“反作用”。

在小农信息工具基本完备、信息需求强烈而信息供给明显滞后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为农户提供有用、且能为农民消化和接受的信息？或者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本文的价值本文即指向于此。为了最终的目的，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农户信息是怎么社会化的？现代农户信息结构是怎么样的？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信息的社会化？

二、概念厘定

1、信息

人类认识和理解信息的概念和内涵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还是近代工业社会，信息一直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唐时代，据《辞源》介绍：“信息，即消息。唐李中碧云集中暮春怀故人诗：‘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依楼台。’”

宋代的陈亮在《梅花》诗中说：“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水浒传第四十四回写道：“宋江大喜，只有贤弟去得快，旬日便得信息……”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眼中的信息，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音信、消息。信息作为科学概念，被人们系统理解和自觉运用却为时不长，据笔者有限视野，最早是20 世纪20 年代，1923 年，弗兰克·H.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采用了“信息”概念。1928年，信息概念进入科学技术领域并开始得以研究。哈特莱在其《信息传播》一书中正式提出“信息”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选择通信符号的方式，是包含在消息中的抽象量。”

目前关于对信息内涵的界定不下百种，主要代表有信息论、信息经济学和《辞海》中的解释。信息论中，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认识信息，认为“从广义上讲，信息是客观事物存在状态和运动形式的总和，它无处不在，无始无终；从狭义上讲，信息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状态和运动姓氏的表述，它经常表现为语言、文字、图像、数据等，供人们传播、利用。前者是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说的，后者是一种认识论的角度，或者说使用者的角度。”信息经济学则认为，信息“就是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信息是传递中的知识差。”

《辞海》并没有关于信息的专门论述，在解释“信息论”一词，附带地解释了“信息”的含义。“信息是指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如广播天气预报时，收听者预先不知道明天是阴、雨或晴，则这报道对收听者来说具有信息。假如所广播的是已知的昨天天气，那就没有信息了。天气预报愈详细，则信息的分量愈多。”

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解释，本文旨趣在于论述乡村整体信息环境的历史变迁和信息源由乡村内部走向城市的历史过程，因此，本文基本沿用《辞海》中的解释，将其界定为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内容，或者说乡村积累的内部经验以及产生于城市，而后传入乡村的内容。

在界定完信息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坐下具体阐述。《辞海》认为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笔者认为信息从两方面区别于知识，一是信息的外延比知识广泛，信息包括知识。“信息是反应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知识则是研究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规律的。……可以说，知识是信息升华的成果，也是一种浓缩的系统化了的信息。……学者们常把信息与知识的关系比作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信息是外层圆，知识是内心圆。”

另外一点是知识侧重于信息存量，是“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可以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而信息则是未知的内容，是需要鉴别才能被消化的内容。在本文中，信息主要是关系农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信息，如农资信息、打工信息、国家政策信息等。

2、信息社会化

“相比传统而言，当今的小农形式一样，但面目全非。” “当今的小农户已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从历史的纵深发展来看，目前，小农的社会化程度已相当高，小农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已社会化，而小农的社会化过程离不开信息的社会化，信息的社会化是小农社会化的渠道和纽带。

所谓“信息社会化”，是指小农的信息环境、信息来源都处在宽广的社会空间内，小农的信息需求也只有在社会化的空间内才能得到满足，小农的信息环境已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内容由单一变为多元，信息流动由静态变为动态，由静止变为流通。

三、文献综述

信息的概念最近才为学者所认识和重视。目前，着重于对农村信息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现量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四点：一是对农村信息生态的客观描述；二是对信息在乡村内部的传播模式的判断；三是对现代媒介下乡对农民社会影响的描述；四是为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开展的政策性研究。

1、农村信息生态的描述

代表人物有马克思、费孝通等人，主要观点为农村是封闭的，小农之间是相互隔离的。马克思认为农村的封闭性主要基于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费孝通则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认为小农的封闭除了源于小农传统的生产方式外，农民的非流动性更助长了农民的“孤立和隔膜”。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家行动不得，伺候庄家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也正以为农业生产的地域固定性，“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民的非流动性在空间上就体现为“孤立和隔膜”，并且这种孤立基本是以一村或乡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整体上看，费认为小农所处环境就是孤立、封闭和非流动的，也正因为如此，费将乡村社会描述为“熟人”的社会。

2、信息在乡村内部传播的模式

代表人物有孟德拉斯、秦晖等人。秦晖认为在传统乡村内部，信息的传播呈“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特点。“横向畅通”是指内生于乡村内部的信息在传播上处于畅通无阻，甚至“无隐私权屏障”的状态，具有极高的信息开放性和共享性，“任何科学，乃至统计学，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乡下新闻传播起来比电报还快，甚至可以越过荒无人烟的草原。”“张家长，李家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纵向阻滞”则是指由于乡村与城市的“等级壁垒”，造成产生于乡村外部的信息很难在乡村引起反应与传播。“于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都比现代公民社会困难得多。”正因为传统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在横、纵向上的反差，“现代社会中一个职员也许长期不知道与自己工作来往频繁的女同事芳龄几何，而传统乡村中新婚夫妇的洞房喁语却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社区。相反，‘水门事件’之类的上层新闻可以在现代都市中轰动社会，而天高皇帝远的传统乡村里却很难对烛影斧声、梃击红丸之类的宫廷变故作出丝毫反应。”事实上，秦晖所认识的“横向畅通”是基于熟人社会之间口头传播村庄内生信息的传播，“纵向阻滞”是上下级或者城市对乡村的信息传播模式的概括，之所以会产生“纵向阻滞”的状态，除了秦所认为的“等级壁垒”，还有技术因素的限制，毕竟传统中国的信息传播工具只限于马匹和人力手段。

孟德拉斯在认识法国小农的信息传播时就认识到了技术手段的影响，他认为乡村内部存在两种信息传递系统，“一种是基于邻居互识关系的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和影响是沿着传统的、个人的和整体的渠道传递；另一种是更加分化的社会的信息传递系统，大众传播手段具有更大的作用。”孟也认识到，这两种信息传递系统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是紧密地交错在一起的。“由报刊、广播和电视传递来的信息，必须先通过交谈进行讨论、解释和评价，然后才能真正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讨论、解释和评价的过程就是村民集“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影响的人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综合来看，秦晖和孟德拉斯所阐述的信息传播模式都是对一定历史阶段的乡村内部信息传播的认识，概括了不同信息类型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在乡村内部或由外界渗入乡村的传播模式。

3、现代媒介下乡对农民社会的影响

代表作有柯克·约翰逊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2005）、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2002），此外还有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姚君喜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2005）等。

约翰逊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系统地分析了电视下乡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不乏一些经典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论述的电视在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在经济领域中，约翰逊认为电视助长了消费主义精神，引发了村民对于物质的欲望。“有关生活、工作的消费品和现代观念一方面通过普通节目被间接引入乡村 ，一方面通过商业广告被直接介绍给村民。”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消费主义倾向所引起的精神恐慌和村民产生的自卑心理，“他们（印度农民）说，电视制造了一种欲望，而凭借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欲望不可能得到满足。”此外，约翰逊也观察到了电视的引入增强了城市对于村民的吸引力，“许多年轻人都说，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够离开农村。”在社会领域，约翰逊认为电视是重构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电视在乡村直接构建了新的社会秩序。信息不再是通过层层过滤从精英阶层传递至教贫困的村民。几乎人人都能看到电视。因此，个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不再依赖于人际关系，而是依赖于个人对电视的接触和电视所传递的信息、图像。”除此之外，电视还促进了村民接受新的世界观和标准，并促进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然而，电视的引入也产生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思想。“虽然电视带来了变化，但它同时也贬低了许多村民眼中的传统乡村生活。今天，鲜有年轻人希望继续从事父亲和祖父们的工作。”除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电视在村庄政治领域的作用也是明显的。电视使乡村政治面貌发生了改变，“乡村里的精英再也不能独享信息，信息不再需要通过他们的过滤，……”这使村民放弃了传统的出身大家族、是否本地出身等条件限制，使村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村庄传统领袖的地位自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电视促使一部分村民信息富有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弱势群体”，这种状态类似于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电视是魔鬼。……它只会给我们（印度农民）带来痛苦，对我们不利……”从整体上看，约翰逊虽是对印度两村庄进行的民族志调查，其中大部分论断对于我国当下的农村和农民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普适性。

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以苏南农民为调研对象，以2001 年开展的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资料为依据，论述了农民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大众传媒的；媒介又是如何影响和服务农村的；大众传媒能对农村的变革做些什么；主要内容是大众传媒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从全书来看，方认为大众传媒对农民的重要影响在于改变农民的观念，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其中，方注意到了电视娱乐节目的作用尤其明显，“对于农村受众而言，娱乐性节目更易影响其观念的变更。”电视也提供了农民与城市生活方式交流的平台，“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的电视的作用下，苏南农民对社会热点和大都市流行文化的关注、把握与城市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方注意了当下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一个悖论，即大众传媒开办了需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服务，而对于这些经济节目，农民却丝毫不领情，这是为什么？用作者的话说，是“农民为什么不‘赴’为他们特设的‘晚宴’”对于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农村来说，大众传媒（或者说现代传媒，如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的作用已不容乐观，那么对于全国大部分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村来讲，传媒的作用可想而知。

4、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政策研究

1994 年，国家农业部首次提出旨在推进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金农工程”。随着“金农工程”的开展，政府部门做了一定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建立了大约多少个的农业网站。配合政府的工作，学界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进行了论述，成果颇丰。代表人物有赵元凤（《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特点》，《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7期；《论农业信息企业在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2003年9期）、李应博（《我国农业信息资源配置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7期）、王艳霞（《农业信息施效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3期；《当前农村信息需求的特点及对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期）、郑红维（《关于农业信息化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1 年12 期；《我国农业信息发布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3 年9 期等）等等。

5、研究的缺憾

以上研究基本代表了学界研究农村信息的主要成果，纵观眼前的研究，笔者发现存在以下缺憾：

一是政策性的研究多，学理性的研究少。目前关于农村信息的研究，多是从政策层面，为推动国家农业信息化建设进行的研究，如前文所提的王艳霞、赵元凤等人，而对小农信息选择的学理性研究几乎没有。

二是附带性的研究多，专门性的研究少。马克思、费孝通、孟德拉斯等学术大师虽也有不少关于农村信息生态的经典描述，但他们基本是在研究乡村经济、社会特点时附带论述的，比如费孝通是在论述农村是熟人社会时，提到了农村的非流动性和隔离性。而专门对农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没有。

三是个案研究不足。目前存量的研究大都较为宏观、抽象，一般以全国或全省，至多是某县，进行共性抽象，寻找一般规律。这种研究无法体察农民信息行为的微观变化。

前人留下的空白正是笔者开展研究的基础，本文的旨趣即在于以一个村庄为个案，以小农信息为切入点，对农户的信息行为和逻辑开展学理性的研究。

四、研究方法

1、个案实证研究法

本文采用个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选取了河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通过研究该村庄农户接收外来信息的方式和逻辑，以期管中窥豹，洞察当前中国小农接收外来信息的特点。2006 年的夏天，笔者返回家乡调查一个月，调查方式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100 份，有效问卷100份，通过问卷，笔者获取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同时，对农户进行深度的访谈，积累了大约4 万多字的访谈记录。通过调研数据和访谈记录，笔者清晰地看到了农户信息选择的方式和内在逻辑。

2、共时性和历时性叙述相结合

笔者的研究时限以当代为主，因此本文以共时性的方法为主。按照共时性的逻辑，本文的主体部分有四章，分别论述村庄、国家、市场和媒介对小农信息行为的作用。第二章论述村庄熟人对小农获取信息的作用，间接地阐述熟人信息的特点；第三章介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政府主体在农村信息选择的作用；第四章阐述在大市场的环境下，商人是如何为小农提供信息的，小农又是如何与商人进行信息博弈的；第五章论述现代媒介的引入对小农获取和传播信息的影响。

在每章的具体论述中，笔者选取历时性的叙事方式。信息具有时效性的特点，小农的信息行为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仅观察到当今时代小农的信息选择行为，而不注重分析其选择的历史脉络，那么就无法清晰地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小农的信息行为，也无法从整体上洞察信息社会化的历程。

五、村庄概况

府君寺村位于河南省开封县。从行政建制上看，府君寺村隶属于开封县的袁坊乡。府君寺村共有7 个村民小组，2005年全村总人口1800 多人，总户数为400 多户。宅基地面积约为800 亩，耕地面积3400 多亩。村庄土地多为沙丘地，耕种作物多为耐旱农作物，如花生、红薯、玉米等，农业产量不高，传统时期，在天灾面前，村庄常有村民外出逃荒。

府君寺村拥有悠久的历史，传说早在宋朝，此处即有人居住，村庄名称曾使用过草场村、曹岗渡、府君寺、红林等名称，20 世纪80 年代才最终定名为府君寺村。历史的长河，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村庄的基本布局，然而，1998 年府君寺村经历了一次人为的分裂。当年在县政府的支持和乡政府的动员下，标志着村庄主要手工业的“旋木一条街”，在邻村米长村的隔壁建立起来，虽然只有1 公里左右的间隔，但很多村民都舍弃原来的院落，特别是刚成家的年轻村民都搬到“旋木一条街”。村民戏言，目前村庄已成为南北府君寺了。村民为了1 公里左右的距离，就舍弃了原来的“家”，表明了村民对村庄位置的不满，也潜在的意味着村庄的闭塞。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村庄交通不便，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城市信息无法进入乡村，村庄是村民主要的信息环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庄的信息环境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第一，村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1998 年，黄河河务局为了方便勘测汛情，修建了一条北至黄河边，南与米厂村公路相接的，长达3.5 公里的公路，村庄结束了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行走的历史；2002年，“开封县至袁坊”的县乡交通车开通，早晚一趟，村民可以在家门口乘坐公交车到开封县，到了县城，村民可以乘坐9 路公共汽车到开封市，或者直接到黄河大桥上乘坐“刘店—相国寺”的公交车，城乡之间的交流而交通的改善而大大改变。第二，村庄已具备了基本的信息“硬件”条件。1986 年，村庄有了电视，农民可以从电视中观察城市的生活方式，如今，家家都有电视，有的家里甚至有两三台；1997 年，村里安装了第一部固定电话，笔者调研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话，电话已成了村民生活的一部分；2001 年，村里出现了第一部手机，此后手机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蔓延”开来，最伟大的梦想家也无法想象出的事情出现：农民竟然一边干着农活，一边打着手机，村民甚至做了大胆的预言：“再过几年，手机会像过去的手表一样，人人都有”。第三，村民流动性日益增强，2001 年以来，村民不断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者的生活区域越过村庄，走向城市，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获得了城市的信息，了解了外部的世界，打工的群体成为村民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

村庄的信息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府君寺村的普适性是笔者选择此处调研的主要理由。同时，府君寺村是笔者的家乡，亲眼目睹了村庄由封闭到开放的整个过程，笔者对村庄的熟悉，是选取府君寺村为个案的另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