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企业从政府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经营权，将国企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以后的改革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现在的大型垄断国企是原来的各个工业部转化而来的，继承了部的垄断权和国企优惠特权，不对其进行改革，反而将其“做大、做强”，加强他们的垄断力，使他们的势力膨胀，在某些方面可以和政府抗衡，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使原来国企变异为既得利益集团。列宁讲过，垄断会产生腐朽和寄生，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的。现在出现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企改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一、目前“国”企已发生变异
首先，垄断企业的主体己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之前，垄断企业的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企业，他们代替原来的工业部对本行业进行垄断。
其次，国企的资本构成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前国企资本百分之百的是国有，在政企分开后，有许多国企已实行股份制，有的还有外国资本介入。
再次，目前的国企具有分配自主权。原来国有企业无自主分配权，在工资上是全国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支配权。现在的垄断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上交国家，可以自主支配，出现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企业的CEO（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有的年薪几百万、有的上千万，把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财产。他们以企业家身份获取高收入，又以公务员身份获取官员级别，退休后还获取省部级待遇，已成为官僚权贵阶层。
最后，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在政企分开前，企业是一个加工厂，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加工，产、供、销，人、财、物均按计划进行，企业无经营自主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计划对企业已无约束力，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自主定价、自主销售、自负盈亏。企业在价格和政策上可以挟持政府。据《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而现在北京成品油价格：汽油8300元/吨，0号柴油7630元/吨。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所谓今之“国”企非昔日国企，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国企不需改革，可以保留不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国企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国家所有制，形成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松行政捆绑，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这些行政性的垄断企业，应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但目前出现异化。可是现在有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名义下捍卫国企，实际上是捍卫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加重了我国改革的难度，延缓了改革的进度，为改革出了一道难题。
二、目前“国”企持有的特权
这些“国”企虽然已不是原来的国企，但仍享受原来国企一些特权。
首先，这些国企获得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航空、金融、保险等，总之，都是国字头的。这些优势资源只能由国企垄断经营，民营企业不能进入，已进入者必须退出，如陕北油井，山西小煤矿、小钢铁厂，铁道部的自备车皮收回，等等。
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13万亿元，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超过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向国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页）。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据说民营企业所得不足5％。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量注入国有企业。银行贷款80％用于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圈钱国企有优先权。使国企资产迅速增加，从1999年的9万亿元，到现在已达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
再次，国企获得银行大量贷款。国企利用这顶红帽子，银行可以毫不犹疑向国企贷款，国企拿到银行贷款可以大力扩张，重新进行公私合营。目前出现的“地王”均为国企，国企在房地产已占据60％份额。
最后，国企具有股票上市的优先权。股票上市是企业圈钱的大好机会，所有企业都是翘首以待，而国企上市一般都有优先权，截止到2002年，国企在股市上圈钱已超过7000亿元。以后又圈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只知国有资产的核心部分几乎都已上市，其圈钱数字会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
现在有些人一再讲“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想回避所有制给国企这些特权和优惠。而以上这些现实说明，所有制对国企的这种优惠特权也是一种“国进民退”，说明政府在对待所有企业上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三、目前“国”企的垄断霸权
下面举出几个垄断行业霸权的事例：
（一）信息行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垄断霸权
信息行业对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功不可没。但信息行业的垄断经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人们纷纷不满。
1.信息行业有“原罪”。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称为“原罪”，是靠暴力对农民进行剥夺，所谓的“羊吃人”。除了暴力外，原罪还可扩张到权力、垄断力、贿赂力等等，总之，是借助不同形式的超经济“力”进行掠夺或非等价交换，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即为原罪。
我国电信企业的原罪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垄断力。北京开始有线电话初装费每台收5 000元，如果想提前装机，还要再交2 000元。虽然这种集资经过政府批准，但是不合理的。一是根据什么服务和成本收取这么多的钱；二是收取初装费并没有征得用户的同意，是单方面行为；三是既然是集资其产权归属于出资者，不应属于电信企业所有。这笔集资数量很大，据说占当时电信企业资产的1／3（其余国家投资占1／3，银行贷款占1／3），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虽然对电信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既不付息，也不还本，出资者既无有知情权，又无有所有权，这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的一种掠夺，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有原罪的。虽然与私人的募资不同，但对老百姓来讲，其利益损失是一样的。
2.收座机的月租费，也不合情合理。电信企业规定不论该月用机多少，必须交月租费。据说不是为了钱而是根据国际惯例。请问国际惯例有收这么高的初装费吗？只能用中国特色来解释。电信企业一只手拿着国际惯例收座机费，另一只手拿着中国特色收初装费，为垄断力进行辩解。收月租费一年至少600多亿，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这一收费，既不是根据成本，也不是根据服务，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来强行征收，也是一种非法的原罪。
3.手机的双向收费。据说当初中国手机双向收费，其起因于最初“大哥大”在中国是稀缺商品，价格高、数量少，属于奢侈品，所以双向收费。这在当时这样做也还说得过去。当手机普及化，已成为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时，在2001年，国务院总理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当消息传出后，香港的电信股大跌。为了维持香港的股市，国务院派当时的电信部长到香港稳定股市，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股价立即回升。从这里可以看出，香港电信股市的稳定主要不是依靠电信企业的业绩，而是靠国家的政策，是靠内地客户双向付费的纳贡来支撑香港的股市。但问题在于两年已过了许多年，在股市的行情很好的情况下，电信企业还继续双向收费，这就属于一种公开掠夺，这虽不是原始积累而应属于现罪。因为利用垄断力进行积累，所以还是原罪。
4.收费不透明，收费偏高、收费偏乱。一些收费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没有经过听征，付费和服务不对称。与国外相比收费偏高，信息资费国外一般占居民收入的2％左右，而我国竟达7%—8%。国际长途收费比美国高、国内长途收费比印度高。这种高收入，2007年上半年移动的利润率达21.16%，平均每天净赚超过2亿元，在国内少有，在国外罕见。收费乱主要表现在套餐上，数量之多，花样之繁，混乱到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据《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9日报道，自6月份起，各省市在电信套餐清理过程中，超过4万个，还剩下多少，就不得而知。
（1）乱加价。北京各手机卡销售点，凡买10元卡加5元，买20元卡加2元，买30元卡加1元，逼迫人们去买大额卡。花30元可买100元的IP卡，但需另外加2元。买手机先交选号费，后买卡预交通话费，手机未用前运营商先收两费。另设时间限制，到期即便有余额也给停机，不续卡余额就没收，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国家发改委曾发出通报称：2006年全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上升65.59％，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2）乱涨价。有线电视初装时每月收费6元，不久就涨到12元，没多久就涨到18元。这种三级跳的涨价是否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根据电信行业的特点，线路铺设以后，扩大用户就不需要再加大投入；即便小量的费用支出，因用户扩大，其收入已远远抵消其支出，不是涨价而应降价。这是网络行业的一个特征，但目前信息行业是反其道而行之。
宽带互联网收费也应根据用户的扩大，不断降低收费标准。当时有些收费是以1美元折合人民币8元来计收费，现在比值已6元多兑1美元。如不降低收费实际上等于变相涨价。凡是信息行业按美元标准计算收费的都存在这一问题。
（3）乱设项目。信息行业设计的套餐数量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些套餐的上市收费标准、技术水平、质量、效益等等方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哪些套餐是为消费谋利，哪些套餐是忽悠消费者来套钱，消费者是辨别不清的。信息行业有多少忽悠消费者进行圈钱的，只有业内人士清楚。
目前各行各业都利用信息出台一些收费项目，如电视上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号召人们参与，是公益活动还是牟利，人们就不清楚了。
5.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项目的增多，客户数量的扩大，在不存在边际成本的情况下，信息资费应逐步降低，欧洲境内已取消漫游费。而我国有些费用长期保持不降，如国际国内长途费、漫游费、宽带费、座机费、月租费等。
这是一个工商不过问，物价不监管，质检不稽查，主管部门还有些袒护的垄断行业，任其出台霸王条款忽悠消费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完成国资委的“保值增值”任务，而抛弃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使命。
（二）铁道部门的垄断霸权
1.前几年有一件案例，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一个垄断部门被告上法庭，即一个律师状告铁道部春节火车票涨价是非法的，违背了市场原则。铁道部说，涨价为了使客运高峰分流。那末人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在客运低峰时不降价？春节涨价不合理：一是服务质量下降，一个一百多座位的车厢挤了二百多人，水泄不通，凭什么涨价；二是没有增加成本，在一个车厢增加一倍乘客的情况下，不提价就可以增加一倍收入，而费用并没有增加。春节客运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挣点钱，欢欢喜喜回家过年，铁道部门手握垄断权，利用春节火车票涨价，从他们口袋掏钱，这是趁火打劫，是敲竹杠。
当然我们的法院会“公正”地判决：律师败诉，铁道部胜诉。但社会不顾忌法院的判决，而支持律师的申诉，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铁道部以后取消春节涨价，得到社会的好评。
2.铁道部强行收购自备车皮案。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晋煤、内蒙古煤外运困难，铁道部和两地政府鼓励国营、集体、民营企业自购车皮，参与运输。这对当时解决铁路企业困境和缓解运力紧张，促进煤炭外运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已有46 986辆自备车皮，占山西煤炭铁外运量31.8%，占内蒙古西部煤炭铁外运量的80%以上，解决了十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有三条理由：一是价格双轨，收费繁多，增加了货主负担；二是分散经营，单向使用，造成线路和车辆双重浪费；三是投入不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铁道部称：“对于不愿意转让自备敞车，从明年起我部将不再为其办理国铁过轨运输手续。”（铁道部149号文）为了迫使自备车主就范，2003年7月24日以部长9号令《企业自备货车经国家铁路过轨运输许可办法》规定：①拥有自备敞车的企业注册资本额不低于2亿人民币；②经由干线利用率不低于80%。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自备敞车因达不到这两个条件的要求，而被停止运营，被铁道部强制收购。其弊端，一是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三条理由不充分，都是属于管理问题，价格应物价管，车皮利用率和安全都是铁路管理问题，与所有制没有因果关系；二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对党的政策是出尔反尔，不是改革是倒退；三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将影响十几万人的就业，使一些民营企业破产；四是铁道独家垄断，不敢引进市场机制，没有竞争，不利于提高效率。
（三）金融业的垄断霸权
徐水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孙大午是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农牧集团董事长、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该集团1995年被评为全国私营企业500强的第344位。孙大午在北大发表“三农”问题演讲而声名鹊起。由于四大银行不给贷款，从1995年以来，他累计吸收企业员工、家属及公众存款1.8亿元，解决经营所需，解决农民卖粮难。2003年7月5日，被政府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逮捕，并罚款、判三年缓期刑。这个案件有以下问题：
（1）孙大午的集资属于民间合法借贷，并不违法。一是利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4倍；二是集资用于发展生产，并没有以高利贷出，更没有进行欺骗外逃；三是诚信承诺，没有坑骗存款者；四是公众自愿存款，以卖粮作为存款，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也解决企业缺资金买粮的问题，这是一举三得，开辟民间借贷一条路子。也是国有银行垄断，不给民企贷款被逼出来的。
（2）即便是孙大午违法，他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潜逃，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审理，为什么要逮捕。
（3）在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政策与法律界限不清时，不应先抓人后定罪。乱抓人就是侵犯人权；抓错人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抓错人，政府非常被动，会被推到被告席上。
（四）石油行业的垄断霸权
1.垄断国内石油价格。前面已指出，石油出口价低于国内销售价一倍多，使国内的加油站零售价都高于欧美等国一倍。靠这一垄断价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利润不上交国家，前两年还从国家财政部获取巨额补贴。
2.陕北油田案。2003年8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当地政府违背中央指示精神，违法行政，强制收回油田的事件作了报导。此事件影响重大，涉及的范围广（15个县），人数众多（十几万职工、近二千企业家），资产巨大（近百亿元），经济损失严重（80%以上油井停产），社会秩序混乱（有5000人到省会西安上访、前后抓捕人数众多），国内外媒体大量报导，后果相当严重。对此事件应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1）整顿油田秩序很有必要。但是，不应采取先收三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后进行低价补偿的办法，对不服从者强行夺取，还以妨碍公务、抢占国家财产和非法集会等罪名，抓捕多人（仅安塞县前后抓捕50多人），还不准法院受理此案。这完全是违法行政。
（2）上述地方政府单方撕毁合同，单方决定低价赔偿（约20%），单方决定兑付时间；不准法院受理，不准群众上访，公、检、法、司为其保驾护航。这违背宪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属于违法行政。
3.垄断加油站。中国石油垄断企业，对民间加油站以不供油进行排挤，迫使收归国有。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对国家资源处理有巨大权力，一次批给情妇的加油站，经转手倒卖就赚了1亿多元；后在青岛的中石化1000吨炼油厂建设中，其情妇利用陈同海的关系，低买高卖地皮就净赚两亿元。垄断必然产生腐朽，近年来不少国企CEO落马，这位陈老总因受贿1.9亿多元，被判死缓。
四、今日的“‘国’进民退”
在今日，国企已开始变异为特殊利益集团时，还有人为这一“国企”进行辩解和维护。
首先，抬高国企地位，将“公有制为主体”变异为国有企业为主体，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难道已占GDP的65%、新增就业岗位的80%、税收总额已占65%的民营企业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当中国走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困境时，救活中国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由于民营经济有这些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缩小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决定，这就是“国退民进”，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轮子一齐转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十六大的“两个毫不动摇”。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这种差异是在国企拥有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占有社会大量财富、获取国家巨额投资、取得银行巨量贷款、拥有上市圈钱的优先权等等情况下出现的。在这一尴尬局面前，一些人会感到颜汗。
其次，扩大国企作用，以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提高中国的竞争力”等，作为“做大做强”国企的理由。难道政府不应该一视同仁地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所谓做大国企只是将许多“小舢舨”组成“航空母舰”，进入世界500强，而不考虑这些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等方面质上的差距（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埃克森美孚人均盈利为50万美元）。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扩大国有企业占有领域，缩小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出现“国进民退”就成为必然趋势。
目前对“国进民退”人们议论纷纷。我想“进”和“退”应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主要不是资本量和企业量，而是看控制领域的大小，党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才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按这标准要求，在占有领域上应是“国退民进”，而目前一些做法与其相反。
首先，明目张胆的“国进民退”。国资委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有了这一修改，陕西就可将陕北油田、山西将小煤矿，以“整顿”的名义，用低价、强制收归国有（油井赔偿仅20%左右，煤矿赔价低5—10倍）。引起民企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度大受损失。
其次，潜在的“国进民退”。一些国有企业不按《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退出，仍然盘踞着应该由民营经济进入的空间，这是一种潜在的“国进民退”。
再次，隐形的“国进民退”。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占有比重增长的不快，不能表明不是“国进”。由于民营经济增长太快，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量没有明显增长，但绝对量在快速增长。这几年国企净资本从2万多亿元增长到5万多亿元，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可见增速之快。有了大量资本，国有企业就有条件在国有经济定位的范围外扩张，是与民争利，如进入房地产业，成为“地王”。这样的“国进民退”用企业数量是计算不出来的。
一些国企利用国有的牌子，获得“市长”的支持，再在市场获利。《领导者》杂志2009年第12期上登了一篇《从〈建国大业〉看国进民退》。其中讲道：中国最大的电影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讲：《建国大业》9月16日全国首映，3天半票房收入就上了亿，最终票房5亿或6亿的说法四起。韩在多个场合对媒体笑言，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了，实践成功了。”其实这部片子还是找了“市长”的。2006年开始创作《建国大业》就通过关系找到全国政协汇报。2008年10月剧本完成后，全国政协领导再次批示：在人民政协成立60年之际，拍摄此片意义重大，要支持。最后此片如何落到韩三平之手就不得而知，但国企的身份，行业老大的地位，应该是重要砝码。这种“国进民退”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示出来的。韩三平一再标榜：“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做不好，我不相信公有制就彻底不行了。”但《建国大业》恰恰是头号国企撑大旗，“市长”支持，众明星赶集零片酬，才取得市场的巨额盈利，是行政、市场通吃的产物，其他的非国企，如华谊兄弟行吗？不要忽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是一个垄断国企，具有独家进口大片的经营权和CCTV  6频道的广告经营权，这难道不是国有的特权吗？这几年一些央企利润巨增，主要靠垄断和各种优惠特权，而不是经营效益所获。一些国企经营者、管理者散布这种言论，一是否定所持国有特权，二是表明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有方。其实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饰不了国企的特殊地位。
从以上简单列举国企的特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他们依靠国企的身份，从政府获取特权，而不承担企业经营不好的责任；他们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国有企业的特权，市场垄断的利益，他们双双占有。他们还用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两手从老百姓腰包掏钱。这样的国企已经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国资委推卸不掉始作俑者的责任，把这样的国企“做大做强”岂能不挨骂？一些人维护国企，实际上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利益，应当认清这一现实。
国企发生变异，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因为一些人还沉迷在旧观念之中，认为只要是国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险；认为只要企业是公有，一切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赋予国企许多特权和优惠，还在各方偏袒国企。其实这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场经济的艺术。为此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