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性传播调查m

2008年9月，广州市疾控中心向当地关注艾滋病的NGO组织抛出一个“特殊”项目：由全球基金赞助，在广州进行为期3个月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目标是发廊、出租屋等低价性工作者。

艾滋病性传播调查

作者：甄静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26  浏览：12766 显示全文   　　2008年9月，广州市疾控中心向当地关注艾滋病的NGO组织抛出一个“特殊”项目：由全球基金赞助，在广州进行为期3个月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目标是发廊、出租屋等低价性工作者。
　　“听到项目内容，大家都吓了一跳，无人敢接茬。”时隔一年多，广州女青年会副主任社工李含如此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则，大家对性工作者群体的特殊性心存顾虑；再者，以往艾滋病行为干预主要是针对吸毒者，对性工作者的干预是个全新的命题，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而严峻的形势已不待人犹疑：疾控部门2008年全国监控数字显示，艾滋病异性性传播率已达43%~44%，同性性传播率7%~8%，性传播总比率超过50%，远高于注射传播的39%，首度成为中国艾滋病第一传播途径。
　　而其中，有数量庞大、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高危群体。2009年，湖北省崇阳县发现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为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在甘肃，2009年1月至10月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农民、农民工和无业人群占总人数的55.41%；而在东莞，至2009年10月底，累计报告2194例HIV感染病例中，流动人口感染者占总数的91.44%。
　　农民工群体之危险，因为他们对性知识普遍的无知和频发的高危行为，更因为他们带着致命病毒在全国流动却不知应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压抑的农民工
　　“不许录音，给钱就跟你聊天。”发廊妹英子对记者说，这个年仅22岁的姑娘在行内已有4年从业经验。从老家到广州发廊，她的“入行”是一步到位的。农村老家对性知识的普及教育几乎为零，以前，小学学历的英子不仅对艾滋病一无所知，仅有的卫生常识都是由其他发廊姐妹私下“传授”。
　　在这里，英子的主要客源是退休老人以及在附近打工的农民工。“有工厂的，有建筑工地的，还有做服务的。建筑工比‘工厂仔’来得更频繁。”
　　有的农民工经常来，熟络了，也跟英子聊天，聊他们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完全是生理意义的。改革开放30年，珠三角经济腾飞，仰赖的是无数农民工日以继夜付出的廉价劳力，他们称得上是这个社会里工作时间最长、体力上最劳累的人群之一。工厂订单充足的时候，农民工们固然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但与之相比，他们的休闲活动更少。
　　“下班仅有的娱乐就是看看电视、打打牌。”傍晚，几个外来工兴致勃勃地围在小士多外看重播的粤语片。城中村的士多店多装有小电视机，这是吸引附近工余农民工的最有效办法。
　　“如碰上工厂订单不足，那就闷得慌了。”在石井仓库打工的威哥有一子一女，几年前，夫妻在广东打工共同进退，虽然艰苦，总算能相互慰藉。孩子出生后，妻子留在河南老家。威哥独自一人在广州，开始感到苦闷，生活既劳累无趣，连基本生理需求也受到压抑。
　　劳累的工作、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长期与固定性伴侣分离，种种因素使很多农民工倾向于以原始本能——性的释放来缓解生理和心理上的的双重压抑。
　　200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大力倡议农民工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夫妻房”；国家也通过相关立法，要求用工单位给农民工休探亲假，或为家属探亲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屋，创造夫妻相聚条件。
　　但这些威哥都不太领情。“即使提供夫妻房，老婆的来回路费难道不花钱。”工资微薄，压力沉重，他宁愿在附近找个临时“女朋友”，不然就找小姐，“主要是便宜，一二十元左右就解决问题。”
　　显然，农民工群体的两性关系正迅速向多样化和临时性演变。对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男性对商业性性行为赞成率为32.8%，女性则21.3%；男性对临时性性行为赞成率高达45.5%，女性为33.1%。而在已婚农民工当中，41.84%渴望婚外性生活，其中24.53%已经付诸行动，婚外性行为的对象分别是情人、同事及“小姐”，当中又以情人为多数，占67.05%。
　　
　　性病阴云
　　如果说在注射还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时候，防治任务再艰巨，起码有一定范围的人群指向以及行之有效的阻断措施；那么在“风流无罪”的性传播时代，几乎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
　　港产片《超级学校霸王》里，来自未来的刘德华对邱淑贞说，“在我们50年后的世界，性生活是犯法的，因为那时艾滋病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政府唯有下令禁欲，直到所有艾滋病人消失为止。”
　　“禁欲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林鹏表示。然而，性关系正越来越开放和多样化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他们最常光顾的低价性工作者，恰恰是安全套使用率极低的群体。
　　英子长期服用避孕药，然而避孕药避得了怀孕，却避不开千奇百怪的性病。
　　据了解，广州发廊性工作者中曾患过性病的占66.02%，像英子这样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92%。
　　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专家、国家高危人群干预专家万绍平表示：“感染了性病的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会增加5～10倍。”
　　“目前，国内已经陆续发现低价格的暗娼出现艾滋病感染。在不同的地区感染率不一样，最高的地方甚至高达10%，很多是5%左右，远远高于全部性工作者0.1%的感染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
　　在卫生部门的监测结果中，目前国内艾滋病性传播的高危人群，正是农民工、退休老人、暗娼等低价格性交易相关人群，其中又以数量庞大和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群体尤为令人担忧。
　　
　　流动的病毒
　　在东莞市疾控中心，记者遇到来拿检查报告的地盘工人李平，他拿到的结果是阳性。
　　“我没找过‘小姐’……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在洗浴城工作……”这个30岁左右的瘦削青年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并加快脚步向车站走去。走了一段路见到垃圾箱，犹豫一下，把检验报告撕碎并揉成一团扔了进去。
　　“为什么把报告扔掉，不留着日后咨询和治疗用？”记者问。李平涨红着脸答：“不能留，回去被人看到就坏事了，要被开除。施工队里有我的老乡，搞不好老家都会知道的。”他告诉记者，在疾控中心做检查时，留的也不是真实姓名。
　　当问及这样是否会影响卫生部门随访以及他日后的定期检查时，李平紧张得连连摆手：“不能随访。我问过医生，他说这个病有潜伏期，现在不发病，可以不治疗。”他不愿与记者多说，匆匆上了回工地的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