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为什么不打假

寻宝=寻赝？

　　7000万，这是业内对国内古玩收藏者人数的保守估计。如今，收得一瓷半瓦颇为盛行，既可颐养身心，亦可保值投资。但是，古玩市场上真正具有保值投资价值的真品，又有几何？
　　记者接触到一位资深收藏者孟先生，他刚刚遭遇一次惨重的“滑铁卢”，他数年来最为得意的一件汝官窑笔洗，被远道而来的一位“大师”鉴定为高仿品。
　　这件笔洗是孟先生花13万元淘来的，为数件残片拼接而成，瓷片看似年代久远，有口磕，开片分明，器型尚整。不过，孟先生疏忽了两点：其一，汝瓷小米钉应为白色，而此笔洗却显发乌，较整件笔洗而言磨损甚微；其二，其整体“吃土”，似有蹊跷。
　　眼见传家之宝被定性为赝品，孟先生深感痛心，甚至是绝望，他曾投资过宋瓷、唐三彩，却基本上是只交“学费”，鲜有真得。为避免重蹈覆辙，在购买这件汝瓷之前，孟先生曾专门补习汝瓷知识，更是找寻省内行家辅导，在未得到否定意见的前提下，才决定一掷千金，未料再次“打眼”。
　　不过，孟先生根本无需过分自责。记者了解到，鉴定笔洗为高仿品的那位“大师”，也是在揣摩一刻钟之后，才下论断。事实上，汝官窑传世品当今不足百件，件件以数千万元计，民间基本无真品，专家鉴定时，基本是先入为主——先判断为赝品，再找“马脚”。
　　孟先生的经历，其实在整个收藏界都稀松平常。在成都送仙桥、南京清凉寺、北京潘家园等古玩市场，出土文物都是满柜满铺陈列，标价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欲寻一件孟先生的汝官窑笔洗，也非难事。
　　难道真的有如此之多的出土文物？当然不可能。难道所有收藏者都是外行？当然也不可能。事实上，“孟先生们”之所以屡战屡败，全在于文物专业知识可能是够了，但是对文物仿造工艺水平及其规模的认识，却几乎为零。
　　那么，这些鬼斧神工的文物仿品，究竟出自何方？

南石山村的小作坊

千万级高人

    　这位神秘的高人，就是记者之后专访的九朝文物复制品公司董事长高水旺。
    　九朝和南石山村其他小作坊不同，独门别院占地数亩，每一道制陶程序分厂房设置，均有5～8人负责，出窑率控制在只有10%，年销售额可达数千万元。
   　 级别相差如此之多，为何？
 　   原来，高水旺掌握的，就是讳莫如深的唐三彩传统工艺，掌握该全套技术的人，天底下不超过5人。传统工艺，意味着高水旺的作品实际上就相当于真品，而九朝也有专门用来做旧的程序，几乎堪称“千古文物原样复制”。
   　 然而，从专访中记者了解到，高水旺的成名之路也颇为坎坷，同时也昭示着这个行当“不打假”的“潜规则”。
    　据高水旺介绍，唐三彩随着大唐帝国的远去，事实上已经绝世千年。直到1905年陇海铁路的修建，人们才在洛阳北邙山一处唐代墓葬中，重见唐三彩的斑斓。
   　 这时，南石山村高姓家族第27代传人高良田，在研究出土文物数年之后，成功复制唐三彩传统工艺，再现大唐风采。不过，高良田奉行男丁单传，到1937年抗战后，传统工艺再次失传。
    　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工艺的崛起，唐三彩才大规模重现人世。虽然现代工艺与真品仍有差距，但技术简单，投资小，不到十年南石山村几乎人人开窑，也就是记者之前所拜会的各家小作坊。
    　然而，作为高姓后人的高水旺，眼见传统工艺失传没落，心里不是滋味。1980年，在掌握现代工艺后，高水旺向传统工艺再次发起挑战。
    　高水旺走访于洛阳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带回唐三彩真品资料，在家仔细专研。他总结高良田等前人残留下的细微线索，买来化工原料，在家配釉，然后自砌小窑，每天试烧，一年下来就要失败几百次。
    　1984年，高水旺在洛阳学艺中，幸运地得到雕塑大师张迎春的栽培，技艺大长。1987年，高水旺不断调整唐代釉的成分及唐代窑的火候，渐渐逼近成功。
    　一天，高水旺又试做了一只高仿唐三彩马。未料，在高水旺出门之际，一个行家朋友前来探视，一见此马就不愿撒手，死活要走了。结果几日后，高水旺被公安机关押走，拘留四天才重获自由。原来，那位朋友假货真卖，竟卖了8万元，被公安机关以“倒卖文物”一举查获！
    　这件“文物冤案”，竟成了高水旺声名鹊起的起点——高水旺掌握的传统工艺，已经足以以假乱真。
  　  1994年夏，一位神秘客商慕名拜访高水旺，订做了一批高仿北魏陶器。不久，高水旺的作品出现在北京潘家园。这些斑斓古旧的“一级文物”立即引起骚动，甚至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也拿出近百万元前来收购……讽刺的是，两个月后，高水旺的又一批作品上市，面对随处可见的“一级文物”，专家们傻了眼。
   　 高水旺再次接受调查。他告诉记者，当时他感到很冤，自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了贡献，也未参与贩假，却屡遭调查。不过，高水旺行业领袖的地位也在那时奠定。
   　 2004年，高水旺开始调整仿造重心，对稀世文物重点仿制，且严控数量。这样高氏作品价格飞涨，仿品也成了稀世珍品。
    　向记者说起这些历史，高水旺充满自豪。不过，面对仿品的道德风险，高水旺也坦陈，在收藏界，的确存在着不打假的行规，既不违法，也无相关管理机制限制，而他也将九朝的做旧，归结于技术工艺范畴，是满足市场上一种文物美感需求，收藏者只要觉得值，就值。
    　不过，记者仍然很难相信，单凭工艺的考究、美的需求，在没有终端市场以假乱真寻求暴利的驱动下，仿品利润能有如此之高。在宝丰县，一位比高水旺更加稀缺的大师，似乎将为我们证明。

大师苦衷

   　 古人曾以“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来赞美汝瓷之金贵。而如今，被公认为难如上青天的汝瓷仿制，已被拿下！
　　拿下者，就是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然而意外的是，与高水旺和南石山村的小作坊主们相比，马聚魁的身家不免“可怜”。
　　记者赶至宝丰时，见到的场景甚至有些破败。汝瓷研究所门庭荒落，走进大门则杂物横砌，里面是一个四合院，住着包括马聚魁一家的三家人，院内有一片菜地，几棵树，汝瓷模具堆在窗沿下，没有任何防护。
   　 而在与马聚魁的专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师”的境遇其实已有很大改善了。
   　 马聚魁最初的研究方向，本是紫砂烧制。1980年，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发现，虽然消息被迅速封锁，但马聚魁作为内部人士，有幸接触了部分真品。
   　 旋即，马聚魁决定转向，投入到汝瓷仿制研究中。这其实有些天方夜谭，马聚魁一无经费，二无设备，如何能烧出后人千年也仿不成的汝瓷？
  　  然而，事在人为的古训，却在马聚魁身上显灵了。
    　马聚魁和妻子赵玉凤，背着编织袋，带着干粮，漫山找寻烧瓷原料；回来后，则用双手握石撞击，破碎原料，以至于二人双手留下终生伤痕；为了制窑，马聚魁临时学习电焊、刷漆、钣金手艺，竟然自制了一台GWQ-0.35燃气窑炉；而烧窑过程更是折磨身心，失败、失败、失败，还是失败……
    　与此同时，马聚魁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全家四口人只靠几百元工资过活，却还要负担研究所的房租和全部研究经费。
   　 幸运的是，努力与牺牲没有白费。1999年夏，马聚魁的“山寨窑炉”终于开花结果，烧制出的汝瓷完全符合香灰胎、玛瑙釉、芝麻钉等十大汝瓷特征，出窑率高达30%，威镇寰宇，举世震惊！
   　 马聚魁一下子成了“国宝”。然而，“国宝”的待遇仅仅是月薪2000多元，作为助手的马聚魁儿子的月薪仅为900元——竟然不如南石山村一个作坊师傅的收入！
    　与之对应，随着清凉寺遗址的曝光，一些宝丰县当地的煤老板或生意人，仿照南石山村等地的商业模式，逐渐转行，从汝州等地招募师傅，在宝丰周边做起了汝瓷高仿。虽然他们大多走的是“青云”路线——一种“汝瓷、钧瓷不分”的次等方法，但收益颇为可观。
    　记者在宝丰就遇见一位深圳倒卖商，他在清凉寺花1万元购得3件小器型高仿汝瓷。对于马聚魁，他则神情茫然：“他是玩什么的，你能介绍吗？”
   　 只因为坚持不做旧，马聚魁的仿品只能卖几百元。但识货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从马聚魁的叙述中，一条由上至下的产业链也浮出水面。
    　在生产环节，一些以文物走私者和古玩老板为主的倒卖者，改头换面成“爱好者”，纷纷找上马聚魁，订做普通汝瓷，于是，马氏作品以500～3000元的工艺品价格走出宝丰；接着进入加工环节，倒卖者找来专门的做旧师傅，对收购来的汝瓷做旧高仿，此时价格已经是高仿品价格，动辄上万元；最后是终端市场环节，高仿汝瓷被运往洛阳、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甚至是海外，最终出现在古玩店、艺术品经纪公司，地下交易市场乃至拍卖行，改头换面就成了“汝瓷文物”，售价高达30万元！
   　 从500元到30万元，这条产业逻辑链条，同样可复制在仿制重镇南石山村、神垕镇、镇平县……
  　  很明显，不做旧，作为大师的马聚魁，只能维持生计；而别人做了旧，则身价倍增，利润惊人。这也证明，仿制市场确实是被一种不良的暴利倾向所主导的。
    　马聚魁坦陈，从1999年起，已有2000多件作品流出，被做旧高仿的不在少数。而且，马聚魁也因“文物冤案”被拘。
    　不过，颇感无奈的马聚魁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家之路——与高水旺类似，马聚魁把烧制重心放在绝世工艺品订做上，卖价可达上万元。

第三点建议

   　 马聚魁很淡定地告诉记者，以前，他一贯以为，真品估计有个百分之一，如今，他要把这个答案改成万分之一，或许还要更低。
    　万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概念？假设一个珠宝首饰市场，只有0.01%为真，其余全部是假货，那么你还会把珠宝当成价值符号吗？
    　近年来文物仿造市场的疯狂崛起，已经导致整个收藏业下游市场充满着欺诈、投机，无论什么仿品，它的价值都和做旧与否挂钩，那么这个行业还有什么诚信和信仰？
    　而这一切，归结于对文物仿制行业的管制缺失。我们不仅缺乏对高水旺、马聚魁这样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的保护，哪怕是基本待遇的扶持，致使他们自谋生路却屡遭调查，同时也缺乏对其仿品的市场流向的监管。事实上，业内一些理智的学者已经发出两点建议，第一，仿品应注明生产年代，或直接标明“仿”字；第二，反对任何具有经营性质的工艺品做旧。
    　然而遗憾的是，正如高水旺所言，收藏业千百年来的行规，正是不包退、不包换、不包赔，文物不管真假，只要成交，就各走各路，风险自担。更有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收藏市场也要打假，那么整个市场就要缩水九成九！
    　这恐怕才是收藏业最大的尴尬。然而，我们仍然期待着能有业内人士勇敢站出来，挑战千年行规，提出“第三点建议”：
    　无论是谁，假货真卖，有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