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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写诗幸与否

作者：李国文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得几个大字的，或者，压根儿不识字的；无论会写两笔字的，或者，连横撇竖捺都写不上来的，一旦君临天下，成为九五之尊，找到“惟吾作辟，惟吾作威”的帝王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的天纵聪明。
　　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帝王，其附庸风雅，其卖弄斯文，简直病态一般的耽迷而嗜好成癖？而人家外国的帝王，一般没有这种恶习，很少犯令人笑掉大牙的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王，一为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为苏格兰的詹姆士，这两位都是精通戏剧的行家，尤其那位女王，深谙编剧这一行当。据说，莎翁名剧《第十二夜》，就是这位老太太看完他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以后，意犹未尽，遂点拨一二，莎氏趁热打铁，才获得巨大成功的。看来，人家帝王从不亲自操刀，只是点菜，让莎士比亚下厨，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回看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而且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俯拾即是。更有千古绝唱的诗仙诗圣，乃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偏要与李白、杜甫一争高低，这不纯粹是裹乱，或者有毛病吗？
　　若是从历史的经验着眼，帝王最好不懂诗，最好不会写诗，最好讨厌诗，反感诗，其实倒是诗人之幸，诗界之幸，文人之幸，文坛之幸。因为陛下对诗不感兴趣，可以想象，对诗界，对诗人，对文坛，对文人，大概也不会放在心上，那可真是“善莫大焉”的德政。这样，陛下忙他的三宫六院，诗人写他的五言七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诗人的安全系数没准儿还可能高一点。
　　相反，帝王不仅懂诗，还要写诗，那就绝非诗人的福音了。诗兴大发的陛下，自然对他统治下的诗人，有一份同行的关注。关注有其利好的一面，说不定能带来雨露阳光；关注也有其利空的一面，谁晓得会不会带来叵测之灾？历史的许多教训，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帝王，一旦有写诗的欲望，有掺和到诗人行列中来的意愿，对诗人而言，幸的成分，肯定非常之少，不幸的成分，绝对非常之多。若问：帝王写诗幸与否？那答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的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有句俗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就是这个道理了。虽然将帝王比作贼，有点失敬。但一双帝王的眼睛，老盯着诗人，那心里能不发毛嘛？所以，宁可让贼惦着，也别让帝王惦着；被前者惦，至多损失财物，被后者惦，弄不好，脑袋搬家，那才不划算。
　　所以，帝王好写诗，说到底，乃文人之困厄也。
　　中国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英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甚至淫君、暴君，在紫禁城里南面为王时，都觉得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因为，孔夫子说过：“诗言志。”孔夫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写诗，宣示天下，谕知百姓，那是树立光辉形象的最佳手段，历代帝王都乐于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帝王写诗，亲自执笔者少，词臣代劳者多，这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相信帝王诗，都是帝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就如同相信资本家说他每一块金币都是干干净净得来一样。从《清史稿·汪由敦传》中的记载，看这位汪大学士怎么为弘历代笔，便大致了解帝王写诗的流程。“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自所制诗，用朱笔作草，或口授之，而令归录，谓之诗片。久之无误，乃令撰拟谕旨。由敦能强识，当上意，上出谒陵或驾幸，由敦必从行承旨，心受口领，虽传写不遗一字。”从《清野史·于文襄轶事》中的记载，看那位于大翰林怎么为弘历捉刀，便基本掌握帝王写诗的细节。“乾隆中，于文襄敏中，入调金鼎，颇有 簋不饬之讥。然其才敏捷，亦非人可及。其时御制诗文，初无定稿，上朗诵后，于即为之起草，初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一日，上召于、梁入，复诵天章，于但目梁，梁初不省，其后问之，亦茫然也。于既退，默处斗室，刻余录出，所误但一二字，梁大服焉。”
　　由此可知，帝王写诗的三部曲，首先，帝王出题目，其次，词臣凑佳句，最后，笔者卒其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样板戏的三结合创作方式。江青在指导《沙家浜》这出革命样板戏时，从起用汪曾祺先生改编《芦荡火种》开始，到最后合成演出，她不知亲临现场多少次，即席讲话多少次，当时都奉为圭臬，学习贯彻的。但封建社会中的帝王，要写诗的话，可没有她那种女人的小心眼，絮絮叨叨，嗦嗦。第一，帝王金口玉言，岂能轻易张嘴？第二，帝王豢养的这帮词臣，干啥吃的？第三，帝王肚子里的墨水有限，真让他絮叨 嗦，也未必说得出子午卯酉。
　　这样，我们也就找到历代帝王诗，为什么都比较短，为什么非绝即律，或五言七言，或四句八句的隐衷所在。在中国帝王诗中，很少出现数十句的长篇排律、或数百字以上的古体长诗。说实在的，中国历代帝王，无一不患有虚胖综合症，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好出风头，好青史留名。既然写诗，未必不想大制作，未尝不想大篇章，好千古传诵，好万世流芳。可帝王哪来这份力气？再说，词臣们也不愿多费力气，因为，写得多一点，长一点，固然有讨得陛下欢心，获得皇上嘉勉的可能，可多和长，要比少和短，在出差错，出纰漏，出问题，出事故的概率上也相对要大，所以这班老奸巨滑兼之绝顶捷智的词臣（古往今来，所有能与帝王玩文学者，都同时拥有这两种特质，非如此不能陪着陛下玩文字游戏的）无不心领神会，能少不多，宁短毋长，谁也不敢比陛下更高明。试想，他一句出口，你十句跟着，到底是他写，还是你写？喧宾夺主，岂非冒犯天威，恪守分际，方是词臣本色。于是一，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为皇上做诗，可又不能积极过头，越俎代庖。于是二，既要琢磨陛下的秉性，了解陛下的心意，预其所想，揣其所思，着意迎合，马屁拍响。于是三，努力掌控陛下的行文特点，美学倾向，用词遣字的风格，合辙押韵的习惯，拿捏适度，投其所好，不温不火，哄其开心。于是四，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一切皆要归功于陛下的神睿，一切皆是来自陛下的灵感，永远是皇上圣明。千万别自我作秀，突出个人。词臣的最佳状态，就是在陛下的诗创作中的“零存在”，这才能保住饭碗。因为帝王一写诗，他就认为自己是诗人，肯定要与其他同行比高低，论长短。
　　若是陛下写得果真的好，还只罢了；若是陛下写得果真的差，那该如何是好？没有一位诗人，敢当面直说“皇上啊，您的这首诗写得可不怎么样”的。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敢和活着的帝王，来比试一下谁的诗写得更好的。除非这位诗人头脑突然短路，除非这位诗人非要把脑门朝枪口去碰而找死，哪怕陛下的烂诗，狗屁不通，也要捧场叫好，也要赞不绝口，还要作美不胜收的一言难尽状，还要作醍醐灌顶的无限陶醉状。所以，迄今为止，所有写诗的帝王，当他健在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有人敢对他的作品，说一声“不”字的。
　　在这种集马屁术，小聪明，脑筋急转弯，和做诗经验于一体的智力游戏中。乾隆的词臣们，如张廷玉、熊赐履、沈德潜、于敏中、纪昀、刘墉、彭元瑞、潘世恩、汪由敦，无一不是工于心计，擅于应对，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这班御用笔杆子心里再清楚不过，帝王要弄死一个文人，比碾碎一只蚂蚁还容易，所以，无不贼精贼滑，无不嘴上抹油，也许由于这样的缘故，帝王写诗，一是必然的好，二是不能不好，三是非好不可，四是不好也好。所以在中国全部封建王朝中，帝王而诗人者，络绎不绝，帝王诗而成为一种灾难，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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