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 上海如何添把力

2006年，上海市政府的一号文件是《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上海市政协新春议政的第一题是“上海如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更好发挥作用？”
2月7日，市政协把原定在第二天举行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委员专题座谈会”提前了整整一天，由市政协主席蒋以任亲自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宋仪侨、黄关从、王荣华，秘书长杨奇庆等出席。会上委员围绕国家战略，结合本市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畅谈上海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思路和对策。
中国人要相信中国货
“如果到了2010年，上海主要的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上海有什么底气自称‘创新型城市’！”
“国外产品再贵也要用，国内产品再好也不用，这算什么道理？”
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拿眼下最热的世博会说事：“上海世博会应拿什么民族东西去展示？要靠科技成果去展示。世博会要有文化内涵，中国馆应该中国人设计！不要以为世界一流就是要靠外国人。日本建筑设计在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在国际上根本默默无闻，但世博会的场馆建设就让外国人见识了日本的建筑设计水平，日本建筑从此走向了世界。现在是我们展示消化吸收成果的时候了。”
郑教授最后问道：“如果到了２０１０年，上海主要的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上海有什么底气自称‘创新型城市’？”
对此，政协委员、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宗正深有同感，他指出，一些政府部门在支持创新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比如，上海很多行业与区域规划都让国外的咨询机构去做，国外机构接下项目后，再“转包”给上海或者国内的专家来做，做得差不多了国外机构再集成一下。成果不见得出色，但费用是高额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国外咨询机构现在信用也没有了，但国内的咨询机构也因此而垮掉了。”
政协委员，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自纯看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自主产品缺乏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叫好不叫座。他们的电脑产品与国外品牌采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零件、同样的工艺，但即使连政府采购也不选国产电脑，致使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在市场上步履维艰。“国外产品再贵也要用，国内产品再好也不用，这算什么道理？”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企业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开展竞争是必要的，叫企业“不找政府找市场”听起来也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培育本国自主产品和自主品牌过程中会不对国内企业予以必要的扶植。因此，应调整政府采购及税收，金融及品牌保护等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技术委员会主任范滇元添上一句：“决策者要相信中国人，专家、官员要改变观念，改变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对一些自主创新的成果要有宽容性。”
制度体系是创新的保证
“评估考核指标，是很容易绕过去的”
“上海应有创新的制度体系、创新的评价体系、创新的应用体系”
上海的教育、科技、文化等资源条件非常好，但上海的创新并不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政协委员、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张兆安认为，核心原因就是在制度体系上尚不完善。针对上海科教兴市主战略，结合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对上海经济、科技问题的研究，他建议：上海应建立“三大体系”：创新的制度体系、创新的评价体系、创新的应用体系。其中，创新的制度体系是基础性的方面。而创新的评价体系，对上海来说很重要。这三大体系的建设对上海科教兴市来说很重要，核心是建立创新的制度体系。
政协委员、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自纯考虑得十分具体，他建议政府：
首先要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把企业对科技投入部分以适当方式冲抵税负，调整税收及金融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在税收及信贷等方面予以优惠，以推动自主产品的尽快成长。这样就能使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税负减免就越多，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研发的热情。
还应设立企业自主研发风险投资基金，并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力度，在支持重大产业化项目的同时还要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对有发展方向、有潜力的产品研发立项，应予以支持，对自主创新成果显著的企业申报产品予以优先。
此外，对高新技术企业及自主创新的产品，政府采购应予优先。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认为，要加快上海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就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做到“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就是不该政府插手的地方，要坚决放掉，使企业更有活力；硬的更硬，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加强，政府应做大的、难的事情。”他说，“在创新的制度，体制、机制上要真正落实”。
他提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产学研集成，以创新型重要项目为抓手，使创新在应用中作贡献。比如，抓住生物医药这个上海特色项目坚持到底，一定能有丰硕成果。此外，创新的宽松环境非常重要，要有客观、正确的创新评价体系，要改变政府的政绩观，把干部政绩考核与创新结合起来。
而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伟则认为，上海是崇尚规范和理性管理的地方，政府习惯于用一套评价考核机制进行管理，但这样的评估考核指标，是很容易绕过去的。他建议政府要从基本思路中跳出来，从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中跳出来，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用一些机制来补充，并且要研究这一系列考核指标体系与管理对象实际情况的差异，来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
创新要讲思路分层次
“不同种类的科学研究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抓，这样才不会出问题”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不要因提倡自主创新而引发了姓‘自’还是姓‘引’的争论，千万不要在这方面争论”
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伟认为，研究就是创新。他把创新分三个层次，指出，不同种类的科学研究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抓，这样才不会出问题：
由工业引起的在关键技术上的科研攻关，应该由企业根据它对市场需求的反映，把问题找出来，由企业牵头，以企业为主体来解决。
第二类是长期的、战略性的发展研究。这类研究不仅包括基础研究，还有部分应用研究。在我国，这块依靠企业为主体会遇到问题，原因在于条件不成熟。企业的资金、人才聚集不够。因此，要加强战略性科研的力量，应该主要靠政府牵头来做。
三是从学科本身发展中生长出来的问题，是真正的纯研究，可以由高校和专门机构承担。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绍诚也主张创新要分层次：
有些创新是国家主导，如关系国家安全、花钱买不来，花小钱不能创新的，国家要全力以赴，走自主创新道路。
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要鼓励外资企业和我们国有企业并驾齐驱。
第三层次，一般性的民众的创新，个人的专利，自主知识产权个人行为，也要有扶持有政策保障。
第四层次，积极鼓励制度、体制、机制、管理方面的创新行为。
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指出，在科技自主创新时，应提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相结合，不能单一地偏重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应与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还要提倡创新意识，培养现代化的思想。
政协委员、上海广电（集团）中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荣华补充道：“引进产品的消化吸收也是一种创新。”他认为，对引进的技术（项目）还要加大消化吸收的投入力度，以及进一步增强其后续投入力度，为第二次创新创造条件，要进一步细化企业创新规划，科学建立企业的创新体系，
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科技）副主任孙正心提醒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不要因提倡自主创新而引发了姓‘自’还是姓‘引’的争论，千万不要争论这方面”，引来会场一片赞同声。
蒋以任提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创新
“现在提自主创新，上海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
“创新决不是从零开始，从来不是闭关自守，从来不是高投入、少产出”
市政协主席蒋以任说：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的思路，是当前中央的重要精神。结合上海的科教兴市主战略，怎么样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题目很大。大家说了很多，有谁是主体的问题，创新的方向在哪里的问题，如何营造创新的环境条件的问题等，都非常有意义，有具体的操作性。
他指出，改革开放２０年，本身就是创新。消化吸收是主体，是对的，那么多的引进就是基础，现在说它是包袱，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研究怎样把工作往前推进。现在提自主创新，上海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上海的能级、人才、管理、配套方面与其他地方比起来，还是有优势的。我们要历史地、发展地、从上海自身的角度来看，从引进到积累，上海是有一定基础的。比如，上海在过去２０年里组装过35架飞机，现在就可以去争取国产大型运输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35架的经验，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这就像没有念过小学去念大学一样困难。
“创新决不是从零开始，从来不是闭关自守，从来不是高投入、少产出。政府要让企业有发挥的空间，应有计划推进。”蒋主席总结道。
企业要创新，条件须改善
“对于不少企业来说，依靠自身积累创新研发实在是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要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关键还是财政，还有税收上要给予创新优惠条件”
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技术委员会主任范滇元认为，创新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做好自主创新是需要主观条件，同时也要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大体在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００美元以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能顺利起步。但是正像历史的发展阶段必须从初级向高级发展一样，不能跳跃或跨跃，要面对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至于企业创新，经济上的条件要能满足创新的需要，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我们应根据企业或行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对技术是自行开发还是引进。此外，要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关键还是财政，还有税收上要给予创新优惠条件。政协课题调研要研究为什么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对策。
政协委员，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自纯指出，科技进步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当前一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不高，与企业的盈利水平普遍低下有关，对于不少企业来说，依靠自身积累创新研发实在是件有心无力的事情。要激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从政策上，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激励机制，培育上海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创新能力。
创造条件吸引人才
“宽容失败是创新氛围中很重要的一条”
“要制订有利于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政策制度”
“如果不宽容失败，那么就不会有成功。”政协委员、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宗正提出，我们应营造一种不仅欢呼成功，也要宽容失败、宽容个性的文化氛围，应该有充分的耐心允许一个人去创业，把创业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国有企业尤其需要有这样一种宽容失败的氛围，这是创新氛围中很重要的一条。
胡委员还建议要实行启发式教育。他认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大家都在背书，学生缺乏创造力，把人的创造性全消磨了。而到了大学里，好好读书的人很少。教育体制改革重点应放在能否培养出一代有创造性、有创新意识的人。如果社会上不宽容个性，不宽容失败，那么人的棱角要么被磨掉，要么被社会抛弃。而一个没有棱角的人是不可能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的。“很多人到国外获得成功是环境迫使他改变，一是没有人管他，一是自己有压力，激发了他的创造性。”
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也指出，创新与教育有关，关键是培养人才。首先要为人才成长和为人才服务提供良好环境，要有教育上的长期考虑，要培养为科研献身的人。学校不能把计算机和外语放在首位，这些只不过是工具，要有人文思想作指导。
不仅如此，科研学科的信息沟通也要加强和开放，打破封闭的学术环境，才能有人才创新的环境，
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科技）副主任孙正心建议：还要研究创新的条块问题。条块上的研究所有区别，条上研究所是行业性质，对行业发展明确，利益一致；块上的研究所没有行业依托，产、学、研不是一个声音，利益有冲突。处于不同角度，关注价值不同。上海的产学研要融入到全国中去，上海的自主创新要有特色。要坚持发展上海的医药产业，全国最强的力量就在这里，一定要咬上去，它附加值高。
政协委员、上海广电（集团）中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荣华深知企业技术人员的苦衷，他提出，要制订有利于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政策制度，特别是改变工资福利待遇上的差异，调动人才向企业流动的积极性。
要以知识产权为抓手
“要探索职务发明产权多元化制度，即单位与发明者共同拥有职务发明权”
“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优势，还企业一个清静的发展环境”
谈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谁也不会拉下的问题。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家睿认为，知识产权涉及社会资金、人才的调动，涉及到整个制度的关键，创新要以知识产权为抓手。上海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优势，完善制度，扬长避短，加大依法保护高新技术品牌商标、专利、软件等知识产权的力度，严禁仿冒侵权，严禁一切乱评比、乱认定、乱推荐活动，还企业一个清静的发展环境。
此外，职务发明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不尽合理，影响了发明者的积极性，造成近年来本市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但原创性和发明性的项目并不多。这也成为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政协委员，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自纯针对此现象提出了一整套建议：首先要探索职务发明产权多元化制度，即单位与发明者共同拥有职务发明权；要明确发明人的作用和立法保护发明人的专利权益；还要落实科技人员的专利技术入股、参与分配的政策。
国企创新为何不起劲
“项目还没搞出眉目，老总先要挪窝了。”
“讲到底，财富是靠创新、创造出来的，不是靠资产重组重组出来的！”
政协委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步林把话题引向企业，他说：研发、创造、改革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科教兴市、建设创新型城市要落实到企业、落实到个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搞研发、改革和发明，投放的精力非常多，且大项目投入时间长，要经反复试验，有失败可能。搞一个项目可能要１０年、８年，而现在的老总们任期才３～５年，这里就有个脱节问题。项目还没搞出眉目，老总先要挪窝了。”陈委员认为，这使得企业只能看上面行事，上面需要什么、想什么，就设法满足，其他的就顾不上了。
对一些企业领导的心思，陈委员可算是了如指掌，他接着说：“一些企业领导只考虑趁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多赚些钱，把业绩搞好，考核好看，有升迁的希望，否则，什么也没有。这些想法比较实在，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经营者不愿意搞研发的原因。”
焦自纯委员是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应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尽快为企业营造一个稳定、持久的发展氛围。
他还建议，不仅要改革企业考评制度，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形成纳入对企业经营者和产权代表业绩考核的范围，还要改善企业领导体制，使之真正地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选聘经营者。
焦委员指出，目前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尚不稳定，推进企业改制已不同程度地演变为“拆拆并并”且在做法上多为“拉郎配”，一些相关部门工作作风浮夸，缺少调查研究，不深入企业了解实际，企业界被少数人“闭门造车”的所谓重组、改造、归并方案，弄得无所适从，致使许多企业难以专心致志考虑产品研发、投资、发展大计，更难以谋求长远的发展规划。
焦委员认为，为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已成为当务之急。他呼吁，有关部门要深入基层，多作实际调查研究，摈弃追求不切实际、想当然的创造，拟定对企业改造、重组、归并方案应符合经济规律，要有利于企业发展，还企业一个安心、专心、用心的为科技创新尽职的良好氛围。
“讲到底，财富是靠创新、创造出来的，不是靠资产重组重组出来的！”焦委员越说越投入，好几位与会者都被他感染。
“创新要以创业为载体，以创业来带动创新，没有创业，创新就不会实现。”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科技）副主任孙正心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企业家要有很强的创业意识。一般来讲，民营企业家创业意识较强，但这在上海没有形成强势。而国企老总如果感到自己只是个棋子，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会在哪里，肯定不会安心创新。企业没有创新意识，研究机构没有创业的概念。没有创业，创新永远是飘在空中的。
政协委员、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宗正从具体问题入手，他建议：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评价时，由于研究和开发的效果不可能马上体现在财务审计上面，应把这块从财务审计中拉出来（剔除出来），委托给独立的社会评估中介机构进行长时间的跟踪来评估效果。
企业创新花的钱
要从市场上赚回来
“最终成功应该是商业成功”
“科技成果只有实现商品化，它的价值才能得到释放”
话题是从企业面对创新投入时的顾虑说起的：企业一方面担心开发过程中失败造成损失，另一方面，有些研发成果即使在技术上算是成功了，却在市场上打不开局面，投入还是不能收回。政协委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步林对此颇有研究。他指出，创新成果在进入市场过程中有4重风险：市场认可程度、市场接受程度、定价能力和商业利润。其中任何一关“搞不定”，回收投入都免谈。高风险换不回高回报，资金实力不够的企业自然不愿意搞研发。
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科技）副主任孙正心不认为“仅在技术层面成功”的创新产品能叫作“成功”。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最终成功应该是商业成功”。从战略产业发展或者从产业的战略发展角度看，自主创新的成功有三个条件：１、技术攻关要成功；２、产品要成熟，成果转化要到位；３、商业要成功，经营要成功。因为“经营不成功还是得不到产业，会前功尽弃”。
政协委员、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宗正认为，政府不能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使科研成果转化一味高价，而应带头低价转让科技成果，尽可能地促使其赶快商品化。因为政府应该考虑国民经济整体评价，而不是单一一个项目的评价。科技成果只有实现商品化，它的价值才能得到释放，才能从另一渠道收回成本，得到收益。他还举例说：美国曾经立法保证政府不参与一些项目，私人公司利用政府项目研究成果可以不花钱，结果催生了一大批技术含量很高的公司，在很长时间内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所以，科技成果转让上决非高价一定好。他还建议，在成果转化、项目招标和政府采购时都应有制度化的保证，使每一个科技企业都知道在何处能够参与到竞争中去，要开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研究。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指出，从长远考虑要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大学和研究单位在此中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经过若干时间努力，企业能逐渐形成自己比较活跃的创新能力。政府在转变企业创新动力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如现在医药企业生产新药以后一般不能纳入医保范围，这使企业长期忍受销售不畅的痛苦。这方面政府可以在政策上鼓励创新，对好的创新型新药及早纳入医保范围，以鼓励企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