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扬 工薪不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1:33:14
物价上扬+工薪不变=?
2007-1-24
易容/文
在工薪收入水平保持数字不变情况下,物价长时间持续累积上扬是怎样产生的,一直令人困惑不解,究竟它意欲何为呢?在十年前的东亚“金融风暴”里或许我们尚可窥见工业工资收入提高对消费刺激的国内局部通胀成因,而时下特别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统计数字显示国民储蓄意愿远超消费意愿,居高不下的储蓄额似乎间接表现了改革以来工业就业人口在工业生产中的收益总量,以此去推测实际上工业投资中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庞大得足以令人望而却步的数字。那么,人民币继续升值而工业工资保持原地不变,是否意味着在动态中的物价走高曲线上,有那么一段时间工人必定处于入不敷出,不得不动用那笔其实为数并不多的个人储蓄的境况呢?
人民币升值在市场上的表现是物价上扬,过去依靠工资收入积累的财产,随之与物价上扬高度同比缩水,这样一来,那笔本来总量可观的民间财产就一下子微不足道了。这种趋向造成一种紧张情绪,尤其在舆论媒体的高失业率并且就业困难双重渲染下,工业就业人口不得不继续呆在生产线上以保住饭碗,明知同样的数字工资已经满足了法律上的最低工资保障,却满足不了基本生活,也还得不得已为之。
至少在物价上扬与工业工资不变同步的双向事实上可以预期一个效果:它在使以工资收入为主要途径的(低端)工薪阶层的积蓄大大贬值的同时,也继续压低了事实的工业人力成本。用更少的人力成本维持同样的生产运转,这使“世界工厂”的机器得以在国际上能够面对来自更低层级的落后国家的竞争,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这种情势在印度追逐之下特别表现得急迫与剧烈,关于人口政策的新说法也隐含着这种成本原子化分摊的焦虑情态。生产成本全世界最低,其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投资吸引力就越高,因而通过通胀形式使其实际工作收入与财产、主要指工人们的工资积蓄缩水,在耗尽他们的储蓄之前,或者人民币升值到使规模庞大的储蓄总量沦为微不足道的分量,既有的、已经负增长的储蓄额就不能被看作是工业人力成本的显性数据,以进一步显示出中国劳力的成本优势,保持这份资源独有的吸引力。——开篇所说的“令人望而却步”,指的即是令国际投资望而却步的人力资本收益。
工业就业人口的个人境遇如此,国内中小型生产企业的命运也同样如此。以连锁大鳄沃尔玛为例,某些国内供货商在交易中所得的利润到了仅仅足够维持其最低生产运转的程度,其利润率不到沃尔玛的百分之五,甚至更低,有的供货商甚至抱怨沃尔玛计算到只够供货厂家的成本,包括生产过程物理损耗的折算。耐克在印尼的人力成本,只相当于一名流水线女工勉强可以租住在一间没有水电的棚屋的收入,而乔丹的一次广告则需要一名工人44492年时间才能挣到,并且这个水平的工资收入还是在法律的形式上强制实行的。所以,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在生产国际分工体系中根据竞争力需要而计算出来的本国最低成本性价格,不同产业工资水平不同,相同产业在不同地域最低线也不同,也能说明最低工资水平是对国际人力成本最小化竞争的反应机制。在已知的制药行业存在暴利黑幕情形中,调控手段再次指向强制压低药品售价(注意是售价不是出厂价格),以放宽普遍因为工业收入环境恶化而带来的健康亚健康影响形成的医疗危机和医疗开支压力,这个过程既要求厂方寻找销售渠道简化的运营方法,也刺激他们在医药研发上的投机动机,对必要的生产安全与药性安全检测倾向于经验性程度压缩,仅仅两天前发生在广东的某药物竟含丙肝病毒这样的事实已经表现出多么强烈的令人震惊与危险的不安了。
近段时间在网上流传的言论有这么两条:“低工资未必低成本”(1月21日)、“小企业或因税费过高而大面积倒闭”(1月24日)。这两道信息既可能回答以上的问题,似乎也能够作为推断某种结论的证据。人力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之一,而且是重要的成本构成,特别是在国际生产中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人力成本的高下直接决定了同一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优势,如果不是这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在这方面,“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聪明的……”之类的调调往往成了最虚假的光环,以此遁复何以中国能够保有这么持久与庞大的国际(工业)投资,并且规避了国家财富主要由中国劳工创造的事实。就此而言,低工资形成了低成本无庸置疑。但是为什么低工资能够为当地政府所容忍却是个微妙问题。除了以上所说出于国际引资需要外,低工资也因为从人口红利中分割利益者多方面存在,低工资实际正说明了生产的高“成本”:低工资未必低成本,但低工资一定是高利润的主要原因。本当高利润应指向相对投入产出的高工资,由于从生产经济中分享利益的指项太多了,相互利润的消长最终都集中在生产线工人工资收入上了,加重分割利润似乎存在“合理”背景,这就是关于最低工资水平隐含的国际竞争人力价格优势的前置性预设。而且注意的是,掺水的统计数字包括GDP,或者所谓的政绩工程,或者所谓的“改革成果”,越是往高唱,唱大中国经济的事实规模与收益,即使真实落差巨大,也能在夸大的大饼中得到权力福利的分红或者分肥——这是所以权力与财富共同唱红中国经济成果的主要动因,它将不是什么成本的高低问题,而是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健康的代价问题了。
小企业在中国普遍不能生存,从国内垄断经济的坐大到国际生产体系的低端下流位置,都不可能追究到过高的税费原因上。在金融市场,固然融资上游倾向于对大型与垄断企业的合作,政策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倾斜也是事实,但权力资源同样走规模化捷径,小企业的税费在生产尚未形成时间与空间的规模情况下,一般也处于相对水平,其议价条件通常处于较受宽松约束的情形。即使进一步说,使小企业在一定时限内完全处于不受税费支出压力状态,在垄断主导且暴利和权力规模寻租、销售供货低端压迫的大小环境下,中国的小企业也仍然可以预期举步维艰,很难获得发展必要的资源支持。在小企业就业的人口,无疑收入更加的拮据,经济能力更加的衰弱。
“当人们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买得起西方货呢?”当西方发达贸易国家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又振振有辞地说:不要抵制日货。其实这种话比“抵制日货”口号本身更加的错。因为假如抵制是一种市场行为,在竞争的语境中是允许的——首先就抵制它的昂贵,这是消费者具有的正当权力;如果不是市场行为,只是出于民族与历史的情绪,那么经济学家为此而言之旦旦,无疑是为“日货”开路,要求人们服从自己的要求。事实上贸易关系是双向互动的,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家抛出“再造千万个千万富翁”大饼,以此回答那种疑问,且政府采购明白拒绝国货,都指向西方奢侈品在中国的巨大消费容量,但那种疑问也表明,两国贸易的根本性冲突并不是顺差逆差,乃是单方面的有出无进,像西方近年跟踪的从海湾地区开回的中国海轮总是空载回国的信息,与运出的满载完全相反。基于这种非互动的判断,则中国出口型经济将面临广泛的贸易保护壁垒,当事国实行配额制就会随之出台。由此可见,集中财富具有国际购买力,是政治安排的需要,并且,爱国爱国货运动,顺带拒绝日货拒绝西货是永远不能得到支持的,从市场到政治,因为从市场到政治都与底层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