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张申府?1921

远去的背影——张申府•1921
记者：您好观众朋友，您看到我手里拿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他和李大钊共同创建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他在1925年的时候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去世之后，《人民日报》是这样评价他的，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这个人就是张申府。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当时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他的女儿张敬敏女士。
记者：说当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是李大钊找到了你父亲是不是？
张敬敏：1920年的时候，李大钊和我父亲一起酝酿在北京建党，发展党的组织。他们第一个找的是刘清扬，因为刘清扬当时是天津觉悟社的骨干，他们跟刘清扬谈了之后，刘清扬当时还不太理解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没有当即表示同意，当时那种情况也不是说要勉强，后来他们就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在学生里边，是北大的学生，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学生，他们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就同意了。应该说张国焘是北京的第三位党员。
记者：比如说，如果我要成立一个组织的话，我肯定会找最熟悉的人，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
张敬敏：对，应该说他们是志趣相投，因为他和李大钊的相识当然是要早一点，是在1916年，那个时候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就创办了《晨东报》，那个时候我父亲也投了稿，那么后来经过他一个同学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
二十世纪初的北大是各种思潮的聚集地，1917年，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任主任，图书馆成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同年，张申府从北大毕业后留校，泡图书馆是他的一大爱好，从1913年进入北大，他就博览群书，北大图书馆的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而他对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书更是情有独钟，从1919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大量罗素的著作，他也成为把罗素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但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喜欢的不仅仅有罗素，还有马克思主义，吸引他眼球的，正是当时革命刊物的新青年。
张敬敏：《新青年》是月刊，它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革命的刊物，宣传民主和科学，宣传新道德，我的父亲就回忆，因为当时确实学生们都是非常积极，他们感觉作为一个月刊来讲好像不能适应当时学生的这种需要了，他和李大钊还有陈独秀，就在陈独秀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他们一起商量要再办一个刊物，那就是周刊，后来定了《每周评论》，能够比较快捷地反映当时的生活状况。当时他们就约了一些当时的同学、同事，一起商量每个人出五块钱，作为印刷开办费。这个是1918年的12月份创刊的，我父亲讲他们是在去校印的时候，他和李大钊一起到了校印场。第一期出刊的时候已经是天要亮了，他们两个每人拿着一份，当时是非常激动的，虽然天特别冷，但是也是特别高兴。我父亲回忆起来就是说，特别负责任，他们每期校印都要去。在印第四期的时候好像已经印了，但是李大钊发现字体、字号错了，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李大钊和我父亲对这些事情是非常负责任的。
《每周评论》的出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全国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层出不穷，各种学会纷纷建立，1919年，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它成立之后便积极加强与各地学会的联系，张申府就在此时见到了周恩来。
张敬敏：我父亲应该说和周恩来正式的认识，应该是在20年。那个时候就是北京和各地成立了好多进步学生，成立了好多团体。天津有觉悟社，主要的是负责人是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北京这边也有少年中国学会。所以，当时各地的学生团体联系也比较多。20年的8月，天津觉悟社的这些，有20人左右到北京来，他们和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一块儿座谈，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介绍天津觉悟社的时候，我父亲和他就认识了。
记者：那等于是1920年，他们两个才第一次见面。
张敬敏：对。
记者：第一次见面以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张敬敏：对，那时候还没有。周恩来入党是在到了法国之后。
记者：当时您父亲回忆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的情况吗？
张敬敏：是，1920年底我父亲到法国，应该说到法国去教书。到了法国之后见到了周恩来。他就和周恩来谈了共产党的情况，具体谈的内容就不太清楚了，主要还是介绍中国发展的趋势，谈到了建立共产党的情况。所以跟周恩来谈了以后，周恩来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些，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一个是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他都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记者：因为他原来是骨干嘛。
张敬敏：对，所以他欣然同意。我父亲讲当时手续也比较简单，介绍他入党之后，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记者：比如周恩来就没有问题，他一直就是积极青年，吸收进来很容易。像朱德这样的旧军阀很多人是反对的？
张敬敏：是，当时是有些不同意见。我父亲讲到朱德是一个军人，但是他有这个愿望，他愿意入党。我父亲就讲朱德这个人，应该讲军人和当时的学生可能还是从他的思想作风，传统地来讲应该有一点不同，但是我父亲说朱德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经常发现有学生在那儿聊说话或者是干什么，朱德就默默地在旁边做一些事，有时候还帮他做一些饭。从他的作风来讲是非常平易的，而且是非常谦逊的。但是我父亲就讲，他的态度非常诚恳，而且他就是表达了他这种愿望。因为我父亲后来和周恩来他们，当然也是跟他谈了共产党和这种将来的趋势，和旧军阀当然还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朱德就是表示愿意要加入共产党。后来那时周恩来和我父亲共同介绍他入党。
从1920年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瓜熟蒂落，在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的过程钟，张申府、赵世炎等人也建立起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为了了解国内的情况，张申府与国内的联系十分密切。
张敬敏：我这里有一个1922年，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到了德国，有一个日记。但是从这里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比如和国内有些联系。这个是中甫来信CPC纲，当时陈独秀来信是寄来了党纲。
记者：CPC是什么？
张敬敏：中共的一个党纲，后面还有一个记载。记中甫译稿，即修改CPC纲。这虽然很简单，后来我们也是请到了有些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员，当时是在二大的时候，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据这个日记的记载，当时就是陈独秀把这个党纲，应该说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寄给我父亲，我父亲修改之后，又返回给陈独秀。所以，从这些很简单的记载，有些加条的都是他们一些简单的通信的记载。但是能够反映处理我父亲和当时国内的陈独秀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经过张申府等人修改的党纲在在会上通过，党纲里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1925年的上海中共四大上，因为张申府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不和，一气之下提出了退党。
张敬敏：到上海1925年1月是召开了中共四大，那个时候我父亲正好是在上海。我父亲回忆，当时四大主要是有周恩来、瞿秋白、彭富之、蔡和森，还有几个人是主要负责。在这个会上他们讨论一个纲领，我父亲就不同意，就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具体讲了，好像这个纲领提出来就是说还是，共产党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好像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我父亲说，好像说既然我们创了党我们就得领导。
记者：不知道当时他们为什么事发生争执。
张敬敏：为这个事争执，争执以后我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刚开始还是参加活动，但是我父亲老是觉得好像当时那些人，好像态度很轻蔑，就嘲笑他，他就觉得受不了，他就要退党。退党了，当时赵世炎他们也都劝他不要退党，我父亲好像还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就说同意我多的我就干，同意我少的我就少干，我可以在党外，协助党的工作。
张申府的这个决定，不得不让他独自上路，并永远成为了党的同路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并没有远离党组织，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却处处退让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作
为总指挥之一领导了这次运动。
记者：您父亲去世之后，人民日报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您觉得这个评价怎么样？
张敬敏：我想当时那种情况下的评价可能也许应该说是，那是86年我父亲去世的。那个时候评价应该说，也是算客观的。因为毕竟我父亲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但是我想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可能对他的评价还要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比如说五四运动，然后抗日救亡，包括在国共和谈，都可以看到我父亲，都可以找到他。所以，应该说他还是应该比较特殊的、有个性的这么一个人物，当然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觉得，如果我父亲去埋首书斋去做他的学问，也许就从学术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晚年的张申府远离了政治，回到了书斋，他说可能是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到他去世为止，他的床头一直放者一摞罗素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