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离京“经袁世凯批准”

蔡锷离京“经袁世凯批准”
周兴樑
自电影《知音》及电视剧《逃之恋》播映以来，有关护国名将蔡锷“京城脱险”的离奇故事，屡见诸于报端。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到底是怎样逃出袁世凯的魔掌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有的说蔡是在青楼女侠小凤仙的协助下“逃出北京”的，也有的说他是与故旧亲朋巧设妙计逃出虎口的。近读《春
秋周刊》上金宝山的《蔡锷京城脱身之谜》一文，文称蔡与同窗蒋百里经过“接连几天密商，终于订出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于1915年11月的一天，“乔装打扮，早早出门，假意去医院治病，躲过密探跟踪，脱身到了天津”；后他又得故友陈仪等“通风报信”，“得知凶讯，即刻离津……”。这些说法，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
袁世凯与日本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其组织筹安会、公然复活帝制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刺激和教育了蔡锷，促使他决定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筹安会出笼后未久，蔡曾往天津见其老师梁启超等人，并开会商定：由梁撰文打出反袁的旗号，以掌握舆论主动权，蔡则自任劝说袁氏停办帝制，劝说无效就发动武力讨袁。为麻痹袁世凯和不引起其猜忌，蔡于天津会议后，一方面装出与老师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逢人便说：“我们那位梁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以表示自己与梁反对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的题者》一文无涉；另一方面，他又主动与帝制派“同流合污”———如与蒋雁行等人一同上书袁氏请行帝制，又约集袁的爪牙心腹唐在礼等发起赞成帝制的签名运动，并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题款，带头在下面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大字。这期间，他在生活上则时时“溷迹于娼寮之中”，真假参半地与北京的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显出乐不思蜀神态。蔡将军“赞成”帝制和胸无大志的所有表演，自然有人告知了袁世凯。然这些只不过是他的韬晦策略而已。实际上，蔡这期间与云贵川等各方，皆有秘密的信使往来，正在策划着一场以云贵为中心根据地的军事讨袁行动。
1915年10月初，袁世凯风闻有要员以“经界局关防密电云南反对帝制”。他对此事半信半疑，不免开始对蔡有些芥蒂。是月中旬，有五名不速之客突然窜入棉花胡同的蔡公馆，“翻笼倒箱，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结果一无所获。当这几位穿军服者离去时，蔡宅家丁壮着胆子问道：“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之府第，汝等奉何人之命，凭何得如此无故动蛮？”来者因搜查无所得有些难堪，便顺水推舟地答道：“我们是军政处执法队的人，系奉袁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的何姓盐商赃物。这里既是蔡公馆，恐怕是弄错了地方。打扰了，我等再往旁处搜查去”，话毕相继驰去。蔡锷获报后，警觉到莫非袁氏已怀疑上了自己，不免有几分担心。他感到北京不可久居，必须尽快设法离开这里。
北京侦探如林，恶网密布，如何在袁的视线中逃出？出京后又去哪里？蔡锷为此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几夜不能成眠，原有的喉痛和咳嗽加重了许多。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近来喉疾发作，正可借“病”来大作文章，何不试用告病治疗为由，堂而皇之离京赴津。办法想好之后，蔡锷于10月28日以“近患喉病，日火未愈”为理由，试探性地呈请袁总统准假五天，以资静养。袁不知是计，欣然准假，并要他去长子袁克定常住的汤山休养，以示怀柔。11月3日假期届满后，蔡一面“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一面又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再上一呈给袁总统，请求“续假一星期静摄，赴津就医”。袁见呈后同意“续假七日”，以疗痼疾。就这样，蔡锷以治病为名，名正言顺地公开离京到了天津。经过这两次请假获准的试探后，他不仅迈出了脱离虎穴的第一步，而且还心里有了谱数，知道袁氏目前尚未怀疑猜忌自己，完全有可能以告假赴日本治疗为由，实现本人跳出魔掌、完成讨袁伟业的计划。
蔡锷引病出京抵津后，深知并未完全跳出袁氏的控制，袁在津的耳目甚众。事情正是这样，袁听到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关于“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的进言后，马上派人赴津秘密调查蔡锷的行踪。结果调查者发现：蔡在津时赴医院诊治，时或不往别处，有时也与妇人醇酒寻乐，生活一切正常，与在京时没有两样。蔡精心布设的骗局，终于“误了侦探耳目”。袁世凯获部属的报告后，总算放心了，于是逐步放弃了对蔡的监控。
这期间，蔡锷充分利用了这有利的机遇，进行其第二步计划——向袁总统告长假赴日诊病疗养，以便借机最后逃出袁的魔掌，由日本转赴昆明领导进行讨袁斗争。为此，他在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内，连给袁氏递送了两份请长期病假的呈文，并皆获得批准。22日，蔡给袁上了“为病体未愈、吁恳续假调治，并派员代理职务呈”。其呈文曰：“窃锷禀赋本属不强，每遇治事稍勤，则诸病不时复发。自今年入秋，复觉脾胃不舒，饮食减少，时作咳嗽，夜不成眠……迁延日火，病势加剧。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至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据医生诊视，谓操劳过度，心血大亏，且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收全效；宜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日，庶真元一固，药力也易见功。伏念锷仰荷深知，迭膺重寄，忽婴疾病，有负职司。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惟有仰恳俯赐矜全，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接该呈文后，即批令曰：“著给假两月。所请遴员署理差缺之处，已另有明令发矣。此批。”蔡接到批令后，又于25日再给袁上一“为病势迁延，赴日疗养恭行呈”。该呈文在感谢袁总统准长假的“体恤至意”后曰：“伏念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往气候温暖地方，以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请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效”。袁氏即在此呈文上批令曰：“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他在批令时，当然没有料到蔡所说的“气候温暖地方”，其实并非日本，而是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蔡锷有了袁总统的批令，即于12月初旬由天津前往大沽口，转登日本“山东丸”乘风破浪，前往日本“养病”。他的离津决不是偷偷摸摸地走的，而是走得名正言顺、堂堂正正。
蔡锷在日本停留期间，处处事事谨慎小心，既不见老同学，又以多病为由谢绝媒体访问，他“居无定所，往来飘忽，不可捉摸”。直到离日前的12月24日，他才致电袁氏世凯，首次“切词披布腹心”，公开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并“忠告”袁应“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不久后，他在石陶钧、张孝华等人周密安排下，悄然离日，经上海、香港、河内、直回云南昆明。袁氏接蔡锷的日本来电后，频频摇头叹气，连叫“老夫受骗！老夫失策！”他恼羞成怒之余，急忙密电云南督军唐继尧，一面假惺惺地对唐表示亲近，一面则令唐“严密查拿”蔡锷；同时他还令周沆等人派密探赴越南，妄图狙击蔡于途。唐接袁电后，以假对假，他一面派亲信人员挫败了周等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安然抵达昆明；他一面又于蔡到滇之后复电袁氏谓：据报蔡已抵达香港，“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其到滇后“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并表白“继尧绝不致有变故发生”。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万万想不到，他又一次受骗和上当。不久，蔡锷、唐继尧等组建了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通电全国讨袁。历史给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洪宪帝制终于在蔡锷领导的护国炮声中灭亡。这对奸诈过人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来说，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