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全程揭秘：苏联为何屠杀2万波兰精英(1)

        而就处决这些波兰精英的原因，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本文摘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主编：沈志华，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章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吴伟 原章节标题：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

         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历史文献收集保管中心），ф1/п，оп2е，д2，л242。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РГВА，Ф.5446，Оп57，Д65，Л84-85.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1941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10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11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33000人，在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

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

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

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

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

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

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

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

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1938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对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员规定的每日生活费，可以作为这个标准的参照。在“古拉格”系统的监狱和移民营平均每人每天3卢布49戈比，建筑营3卢布90戈比，被拘留人员5卢布11戈比，儿童教养营7卢布58戈比。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2003，№3，с105。；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

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12月31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

1940年1月3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

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250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2月7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10月14日的规定提高了2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应的保障。

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

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

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

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这份议定书对双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划定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把立陶宛归入了苏联利益范围。双方还明确，每方都“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另一方领土的波兰宣传。双方将消灭自己领土上这类宣传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

10月4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一份调整上述边界的补充议定书，对边界作了仔细的描述。

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把划定的界线说成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别国的干涉，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调它们强占并瓜分波兰不是非法行动，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但是，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

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

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

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

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但在1941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又说，苏联政府愿意作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波兰族人当作波兰公民。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

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审结了10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

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即“осадник”，这些人参加了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20年代波兰政府把根据里加条约得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分给他们。从形式上说，他们与哥萨克有些类似。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

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

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

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

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

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

也有的统计为近32万人。参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сборникиМемортала,с114-136。在波兰学者的著述中，这一数字从40万人至200万人不等。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进入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如ЛебедеваНС.ОтрагедииКатынские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протнв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ВС.Кистриикатыскогодела；АбариновВКатынскийлабиринт；ЗоряЮНРежиссерКатынскойтрагедии//Опубликовановсборнике“Берия:конецкарьеры”，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О.ВКатынскаядрама:Козельск,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судьба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польских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РГ,КозловВП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

ПихояРГ,КозловВП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ПихояРГ,КозловВП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РГ,КозловВП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80、587。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见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ъ，2000，№5，с110。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这两份材料均出自PaulPrestonandMichaelPartridge，BritishDocumentsonForeignAffairs:ReportsandPaperstheForeignOfficeConfidentialPrintPartⅢFrom1940through1945EuropeVolume5CentralEuropeApril1943-March1944，Cambridge：UniversityUnitedStatesofAmerica，1998，pp109-110、105-106。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