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孙中山死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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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孙中山死亡之谜

  

揭开孙中山死亡之谜 

王丰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之突然卧病逝世,和一场镜花水月,如幻似梦的「中央革命」有关。这次军事行动,被孙先生称之为「中央革命」,最后证明它不过是一抹泡影,孙中山失望之余,终于在北京旅次一病不起。   

    民国十三年,北方政局操纵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于同年六月嗾使部下逼走了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并且靠着贿选当选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并于十月十日宣布就职。   

    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趁着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十月二十四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吴佩孚兵败,曹锟宣布退位。冯玉祥声明停战,主张和平,并将部队番号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冯玉祥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张,拍发电报到广东,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是,当时北方情势复杂,冯玉祥一人很难决定大局,冯氏被迫与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公推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总揽军政、民政,并统率海陆军。冯玉祥固然倾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也都希望和南方政府孙中山联络,基于现实利益,段、张等人对南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想法。此时,北方各民众团体在得知曹锟退位、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也纷纷电请孙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国是。   

听闻北京政变的消息,孙中山异常兴奋,各方邀孙先生游访北平的通电,也再度激发孙先生浪漫高张的革命情绪,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发生了一场犹如苏联十月革命般的「中央革命」,这场石破天惊的「中央革命」,星星之火,很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燎原之势。   

陶醉在「中央革命」的幻梦中的孙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搭轮船北上之前十天,特地召集了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官长、学生,发表了一场临别赠言式的演讲。孙先生在那场演讲中,情绪兴奋地数度提及「中央革命」:   

「我今天到黄埔来讲话是暂时和黄埔的学生辞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上北京去这回北京去,这回北京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五六个月,便有几位同志从北京来许多信,催我到天津去等候,说不久他们便可在北京发起中央革命,筹划这回事变的人数很少,真是本党同志的不上十个人。……」   

孙先生所谓的「中央革命」,以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政变」。然而,孙先生对这场「中央革命」的成功机率,最先并未抱持过高期待,所以他说:「一讲到首都革命在几个月之后便可成功,真是没有一个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战争发生之后,他们又来催促,要我赶快放弃广州,到天津去等,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时期就在目前这个时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   

孙先生眼见中国受列强不平等条约与国内野心军阀之束缚宰割,希望藉由政治和军事力量,南北合力,迅速完成北伐统一大业。孙先生认识到单以军事行动达成统一目的,缓不济急。孙先生说,在广东训练军队,从广东的韶关,一路往北进兵,先打下江西,其次攻取武汉三镇,再进窥北京,这种军事手段「是很迂缓很艰难的」。为了快速达到统一全国之目的,孙先生设想,假如放弃广东,直接到北方的天津去「发动一个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   

在临去北京之前,孙先生告诉他在广东的同志说,起初他以为是要等到北京有事变发生(发生了所谓「中央革命」),才可以去北方。北方同志不断催促孙先生北上,但孙先生料想,如果要他放弃广东,直接到天津等候国民党人预谋的「中央革命」爆发,万一这场预期中的革命行动因故迁延,岂不是浪费时间。所以,孙先生和北京的党员同志约定,只要北京发动事变之后,他马上兼程北上。   

等到冯玉祥的部队回师倒戈,曹锟、吴佩孚被逐出北京,最后演变成段祺瑞掌握大局,和孙中山原先期待的「中央革命」,存在着相当落差,但是,孙先生仍然准备照原定计划北上,他向党人说出了他的想法。   

「当这次事变(指冯玉祥倒戈驱逐曹锟、吴佩孚之兵变)最初发生的时候,很像一个中央革命,我们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了,现在就发生事变时候的情形而论,可以决定是我们同志的筹画,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党之手,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因为践成约起见,所以不能不去,他们在北京奋斗费了许多大力,才有这次的变化…。」   

简单地讲,孙先生上北京,主要目的是为了去慰勉北方的革命党员。于是,孙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启程出发。随孙先生北上的国民党党员有汪精卫(兆铭)、张人杰(静江)、邵元冲等骨干。轮船途经黄埔,校长蒋介石亲率黄埔军校全体官兵,在校门码头列队恭迎孙先生。孙中山在视察学生队伍之后,发表了一段简短谈话,话语之中,孙先生似乎冥冥中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他说:「本党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本校的学生身上,凡人总是要死,不过要死得其所,我现在可以死了,今天看见我的学生,有这样忍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定能继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愿,所以我这次北上,虽死可以安心了…。」   

十一月十七日,孙先生抵上海,本来计划直航天津,因为定不到轮船座位,只好绕道日本,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日本,十一月三十日再由日本神户,搭乘「北岭丸」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   

孙先生抵达天津后,立即坐车前往张作霖寓所拜访,孙、张晤谈两个小时。孙中山不适北方严寒天气,身体开始发病,感觉肝胃部极端不适。暂时在张作霖安排之住所「张园」住下,并由张作霖延请德国医生施密特,及日本医生某氏,作联合会诊。接连治疗八天,孙先生感觉病体稍见康复。于是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北京,会见段祺瑞。   

此时,因段祺瑞提出承认不平等条约,以争取列强对北洋政府之支持,并且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和孙先生提议的召开国民会议唱反调。孙先生极为不悦,他非常生气地对来天津迎接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公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段祺瑞)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孙先生来到北京。眼见北京万人空巷,但是,孙先生已经没有力气和群众们打招呼,因为,他的身体撑不下去了。   

孙先生住进了北京饭店,随从人员则被安置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民国十四年元月四日,由克理博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初步会诊孙先生的病症是「肝脏痈疡」。卧病十九天之后,克理博士发现孙先生眼球出现黄晕,判断肝脏的脓恐怕已经扩大到其它部位。克理主张施行手术,而其他的中外医生认为孙氏年老(五十九岁),担心他体力无法承受手术。  

然而,孙先生病况愈来愈严重,群医最后采纳克理博士意见,于元月二十六日施行手术,割除可能的「肝脏痈疡」。手术在协和医院施行,剖开肝部,医生发现孙先生肝部长了恶性肿瘤,确认孙氏得了绝症肝癌。   

群医束手无策,孙先生处于等死状态。二月十二日,由于西医治疗已经完全无效。党员同志眼见孙先生日渐衰弱,由张静江、胡适等人推荐了一位知名中医陆仲安,为孙先生把脉开药。吃了第一帖中药,病体似有改善,但是,过了两天,病况又告严重。在中西医两路并进的情况下,亦无法改变孙先生江河日下之病情。   

三月十一日早晨,孙先生忽感精神爽朗,体力稍佳,此实为回光返照之象。他召唤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党员随从汪精卫等人,到病榻前。孙先生告诉大家,他想签署日前由汪精卫草拟的遗嘱,现在,兆铭就把遗嘱拿来让我签名吧!宋庆龄、孙科等人在一旁泣不成声,汪精卫遵照孙先生吩咐,取来遗嘱和钢笔。这份遗嘱原本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签署,然而,那天宋庆龄在隔壁房间,听到先生要签遗嘱,悲泣哀号不已,孙先生不忍伤孙夫人之心,当天没有签成。三月十一日这天,宋庆龄的右手扶着孙先生的手腕,在遗嘱的落款处签下名字。   

签完遗嘱,孙先生表示,这次我到北方来,是想以召开国民大会,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可惜我因病不起,死生乃是人生的常事,没有什么好惋惜的,惟一惋惜的,是我数十年来为国奔走,我所主张的主义尚未完成,希望同志们努力奋斗,早日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孙先生并交代亲人,我死后,可以葬在南京紫金山麓,遗体可以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   

讲完这番话,孙先生忽然喘息不止,克理博士赶紧为他施打强心针剂,稍稍解除危急。   

到了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早上,孙先生两眼的眼珠子往上翻,嘴里反覆叼念:「和平、奋斗、救中国、同志们奋斗!」声音逐渐微弱之际,孙先生忽大声呼唤「兆铭!」,汪精卫知道孙先生在叫唤他,马上走近病榻前,想听孙先生之指示。孙先生本欲张嘴说话,但已不能出声,汪精卫面容哀戚地说:「请总理休息一会吧!」此刻,孙先生喉中痰液往上涌出,脸色转趋苍白,手足失温,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在忧愤中,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