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想 有抱负 有见解——忆陈琏表妹 (翁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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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表妹逝世20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上海,每当我经过(不论行走和乘车)南京西路泰兴路口时,我的心就好像被蛇咬似地,一阵刺痛!有时我独自一人经过时,禁不住要在泰兴大楼下伫立良久,仰头望着十一楼的那个窗口,想着1967年11月19日凌晨前的一刹那……
        那一刹那陈琏在想着什么呢?我仿佛听到她1937年她抄在日记簿上的屠格涅夫《门槛》中的话:“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仿佛听到她1941年给她姐姐陈琇信中写的“我给自己选择这条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我又仿佛听到她在最后一夜的子夜给子女写绝笔书时口中轻轻念着:“相信党,跟党走到底……”
        我以难以名状地愤怒诅咒“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一个正当盛年的革命者的生命!
        陈琏比我小三岁。因为我的母亲有十四个兄弟姊妹,我们这一代中表兄弟姐妹人数特别多。童少年时代,每年暑假,我们常常聚在外婆家过夏,(外祖父母早已过世了,因此实际上是舅父家)这是每年我们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们一群孩子自己管理自己,规定每天上午集中在一二间屋子里各自温习功课,很自觉也很有纪律。午休后玩耍,或到园子里捉蚱蜢、蜻蜒、蝴蝶和蝉儿之类,间或到田野里去看农家孩子们在小河里捉鱼捉蟹。晚上在庭园内乘凉,听长辈讲故事。在一二个月的暑假中,我们一群孩子有时还要组织一次运动会,一次游艺会,表演各种节目,邀大人们来观看……
        陈琏自幼丧母,父亲平时工作忙,性格又严肃,很少同孩子们接近;继母是师范出身,对孩子们管教严格,生活刻苦节俭。这形成了他们兄弟姐妹拘谨的性格,其中陈琏是他们兄妹中较为活跃的一个,爱思索,喜欢在大人讲故事中提问题,提自己的不同看法。譬如有一次大人讲地球地心吸力,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幼小的陈琏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站着把一支笔往上掷,落下来可接住,奔跑时就接不住,在火车中尽管火车在飞奔而仍能接住,为什么呢?”虽然是孩子气的问题,却也可见她爱思索的性格。
        进入青年时代后,怜儿的叛逆性格逐步显露。父亲要求她和她姐姐进师范,因父亲认为女子最好的职业是作教师。但怜儿只读了一年幼师,就自行转入杭州省立高级中学求学。三十年代,中国外侮日亟,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又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人民群众特别青年学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那时,我们家属圈子中有二位长辈倾向革命,一位是陈琏的七叔陈叔时,一个是五婶洪漱琅(即洪克平,五叔病逝后与孙冶方结婚),对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影响;与他们最接近的是陈琏、我和马协群。常和他们探讨时事问题和青年出路。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坚定的目标,仅仅是向往自由、向往光明。记得当年我们最喜欢唱《毕业歌》和《热血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射
        到古罗马的城头。”的歌词使我们热血沸腾!而同时,我们又特别喜欢看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写的童话集《桃色的云》鲁迅翻译),憧憬着充满爱的世界。怜儿的哥哥有时还同小妹妹打趣,称她为《桃色的云》中的含羞草,老是笑她“惹着我是不行的啊!”
        芦沟桥上日本军阀打响了全面入侵中国的第一枪,全民抗战的序幕揭开了。那时我们都在杭州,在邵荃麟、葛琴等同志领导下,王闻识(我的堂姊夫、党员,1942年牺牲于上饶集中营)约集了陈叔时和我包办了浙江第一个群众自己办的抗日刊物《战时生活》。其后,1938年我们退到金华,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打入了国民党黄绍竑的军队(第三战区第三游击支队),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当时陈琏真渴望同我们一起干,可是因举家内迁,家里要她同行入川,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到了大后方四川北碚。
        然而,革命工作是到处都在开展,到处都可以干的。看来陈琏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的步子只有比我们迈得更坚实。记得那时我曾从金华寄了一册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给她,她激动地回了我一信,说:“这真是一本好书,虽然我已从朋友处借来读过一遍,得到你从前方寄来的这本书更觉珍贵,这本书本来值得一读再读,特别使我感奋的是你们没有忘记我。”她还谦逊地说:“我这儿也有一些朋友,常常集在一起讨论时事,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久她就入党了。
        1939年初我也到了重庆,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抗日宣传工作,陈琏仍在北碚,偶有晤见。1939年夏,她高中毕业了,那年暑期,她考入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她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时写给我的第一信中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地质?这里同学称地质系为爬地系,我爱这学科是脚踏实地的,而且今后的工作将是艰苦的,这正可以磨练我自己。”我在第三厅时写过一篇文章,把党提出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用通俗化的笔调写了进去,她很赞赏,来信说:“你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把当时的这些信都贴在一本簿子上,可惜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在昆明“失踪”,由于国民党特务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救亡青年,陈琏在上级党组织和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的安排下,撤离了昆明,到云南一个偏僻小县隐蔽。她给胞姊陈绣(细儿)写的“诀别信”中可以看出陈琏当时是决心进入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决心为祖国的自由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的。
        陈琏这封诀别信给她家里带来极大的惶惑与不安。那时陈琏的八叔陈叔同在昆明中央社工作,连找陈琏下落。毫无结果。这件事对陈布雷的打击特别大。当时郭沫若与陈布雷是有较多的来往的,我因在三厅工作之便,把这一情况向郭老作了汇报,郭老又转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周副主席直接关心了这件事,后来他向我们说;“如果进入了我们的驻区,不论是北方八路军或江南新四军,都能确切地查到,我马上分别拍电报去查,不出两个星期,便有答复,请布雷先生不要担心。”周副主席为这样一件小事操心,我是非常激动的,我的舅父一家自然对此也十分感激。可是十几天后周副主席再到郭老家时,回答说:“两方面的复电都来了,肯定没有进入我们的驻区,估计一是给国民党特务抓起来了,二是陈琏自己在什么地方藏起来了。”——后来果然查明陈琏是由云南地方党组织把她送往石屏县“藏”起来了。
        陈琏与袁永熙抗战胜利后同在北平工作,从事地下活动。1947年他们结婚后不久遭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在狱中他俩大义凛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更未泄漏任何机密。陈布雷获悉女儿女婿被捕的消息后;又忧戚又尴尬,后因军统抓不住多少把柄,陈琏和袁永熙先后被保释出狱。1949年2月她和袁永照同我的妹妹郁文一同进入解放区,迎接全国解放。
        建国后陈琏在北京的情况,别的同志的文章都有述及,我也不赘述了。如果陈琏同志能活到今天,她也不过六十八岁。这二十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她该将能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多少贡献啊!走了弯路的这段历史,使多少民族的精英付出了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