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托派

     60多年来，层层迷雾笼罩着托洛茨基，尤其是这些年来，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说法众口不一，在很多同志中间，出现了对托洛茨基，对托派的一些迷惑。
     现在，存在着对托洛茨基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托派的评价是：托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左倾机会主义派别。还有托派的反对者说，托洛茨基是个市侩，反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
     而在托派的拥护者那里，则宣称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说他是“天才般的领袖”，是红军的缔造者，甚至众多的托派著作里讲到，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
     那么，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托洛茨基呢？
     今天的社会上，各种思潮横起，其中也不乏自称是托派的青年，这部分人群，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同志？要不要团结呢？怎么团结？
     更有人说，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在下面时间里的这段探讨，希望有助于帮助我们清理思路，认清形势，更好的解决以后道路上遇到的问题。
     我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一、托洛茨基一生的经历；二、中国托派的形成和发展；三、托派主张和我们的区别，这部分，我将重点阐述；四、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托派。
     一、托洛茨基的经历
     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犹太人，富农家庭出身。
     1879年10月26日生于俄罗斯南部草原扬努夫卡村。拥有三百俄亩土地的富农家庭。
     托洛茨基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1888年，托洛茨基九岁那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了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使托洛茨基大开眼界。
     1896年，托洛茨基18岁，转到尼古拉耶夫城上学。这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人比较集中。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搞了个组织，叫“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
     组织搞了一年多，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被警察破获，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
     当时，一帮老民粹派在伊尔库茨克创办了一个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托洛茨基就经常用笔名给这家报纸写文章，探讨有关爱情、友谊、死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一些“人生问题”。
     1902年春天，托洛茨基在流放地读到了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很感兴趣，觉得写的不错，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的革命活动。
     10月份到伦敦，开始协助列宁从事《火星报》的主编工作，并为报纸撰写政治评论文章。托洛茨基的文章，有其进步的作用。但是其中有些文风问题，列宁评价托洛茨基的文章是“华而不实”，“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煽动性”。这种文风一直跟着托洛茨基一生。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作为西伯利亚同盟委任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在开始阶段站在列宁一边，但是会议深入下去，碰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托洛茨基就倒向了机会主义一边，倒向了反对列宁。
     不光会议上反对，开完会了还要继续反对列宁。
     大会闭幕后不久，17名少数派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了3天派别会议(1903年9月)，会上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攻击和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后，他们采取行动，先后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所以，按照列宁的说法，《火星报》从第52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被称为新《火星报》。托洛茨基随即为新《火星报》撰稿，他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罗伯斯比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这表明他坚决站在孟什维克一边。
     但是呢，托洛茨基这个脾气啊，和孟什维克的关系也没好多久。不久，托洛茨基又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掰了。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9月正式“宣布”同孟什维克断绝关系，自称是超越于两派之上，“没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面的意见”。其实，托洛茨基从思想到行动上仍然同孟什维主义保持密切的联系。
     1905年12月3日，托洛茨基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了托洛茨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1906年，他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总结1905年革命，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自称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我们将会在第三部分，详细和大家阐述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含义。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于1906年11月被判处终身流放。1907年2月，他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他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

     1907年4月下旬，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自称是“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扮演了中派领袖的角色。他在这次会上提出一个论点，叫：不同心也能“协力”，反对同机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在这次大会上，除了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支持孟什维克，站在机会主义一边。同年8月，托洛茨基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会在争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时，托洛茨基是非常赞成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主张的，因而在这次会上极力鼓吹他们的主张。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以超派别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气愤，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报刊《新时代》和《前进报》上曾连续发表了几篇匿名文章，肆意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的真相，谩骂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混淆国际工人的视听。列宁揭露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对此，托洛茨基很不满，组织一些人又是集会巴黎，又是向第二国际告状，攻击会议是“欺诈行为和篡权”，是“政变”，是“分裂”。同年8月25—28日，托洛茨基又纠合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分子，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拼凑了一个“八月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但是托洛茨基竭力反对。
     1915年9月，托洛茨基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在会上他追随占多数的考茨基中派，反对列宁提出的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建立第三国际的主张。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法国，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当局押送上船赴美国，1917年1月到纽约，在那里遇到了布哈林，他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国主编的《新世界报》编辑部。他还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一带，到处演讲，做革命鼓动工作。2月底，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托洛茨基更是活跃，急忙办理回国手续。3月27日，托洛茨基在归国途中遭到英国警方扣押，5月才抵达彼得格勒。

     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后，参加了“区联派”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组织。1917年5月，鉴于区联派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6月，资产阶级政府以“德国间谍”罪名将托洛茨基逮捕入狱。在同年7月布尔什维克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吸收托洛茨基和整个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狱中的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彼得格勒已转向布尔什维克。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决定在最近期间开始武装起义。这一次，托洛茨基投票赞同起义。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反对武装起义，并在沙皇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讨论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导致起义计划泄露，被迫提前举行。列宁还是团结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并要求他们在起义的时候，必须呆在起义总指挥部。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当天晚上一直呆在起义总指挥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的说，托洛茨基确实参加了十月革命，他支持革命，并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从1907年就离开俄国
     ，到1917年5月才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就进了监狱，到9月初才出狱。说红军不是列宁缔造的，而是托洛茨基缔造的，是不是被托派太夸大了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张无条件地立即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割地赔款，跟德国停战。很多人是反对这个主张的，包括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
     中央决定由托洛茨基率领代表团同德国谈判，列宁曾和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就采取拖延的办法；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就作让步。2月9日，德国首席代表霍夫曼提出了最后通牒。次日，托洛茨基却擅自发表声明，俄国拒绝在割地的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全面复员军队。列宁为此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拿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开玩笑，把战争当儿戏。
     由于托洛茨基的自作主张，使苏维埃俄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不久，就让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通过这些，我们看到，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是有贡献的。但决不象托派所吹嘘的那样，好象什么都是只有托洛茨基才是对的，他具有先见之明，别人都是错的，更不是什么“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争论。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用军事上的办法管理工会，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去，认为现在还是要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口号。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了列宁为首的中央的正确路线。
     
     1923年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视事。托洛茨基集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等派别分子，在10月15日向党递交了有46人签名的声明书，这就是历史上的46名反对派政纲。他们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预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全面经济危机”，“必然要灭亡”，说“政治局多数派政策将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要求更新党的机构，改变党的路线。这个声明是在托洛茨基的家里签署的，但托洛茨基本人却不在上面签名。
     1923年10月25-27日，俄共(布)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和46人的派别活动的错误。
     但托洛茨基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以《新方针》为题发表了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攻击老干部，吹捧青年党员和学生，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从而又掀起了一场大讨论。经过全党大辩论，托洛茨基的纲领遭到了全党的坚决反对。1924年1月16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争论，严厉谴责和揭露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反党派别活动。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了。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列宁的国葬。
     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其他同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解除了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的警告。

     托洛茨基有个缺点，性格自负，行政命令，缺乏民主，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和斯大林的斗争中，党内多数同志采取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导致他势力孤单，走向孤家寡人的原因。
     1924年列宁逝世后，写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在歌颂列宁同时，不恰当地夸大自己的功劳。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5月
     ，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1926年4～5月结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不断在党内挑起争论。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1937年初定居墨西哥。1938年9月托洛茨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即第四国际，起草了该党纲领，直接与共产国际对抗。1940年3月于墨西哥，被西班牙共产党员西蒙杀害。

     二、中国托派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1925年至1927年间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他们参加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等问题的大辩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陆续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
     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区芳、梁干乔、宋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年4月，创办《我们的话》，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陈独秀等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坚持错误立场，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于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又纠集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攻击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3月，他们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两个托派小组织：王文元、王凡西等组织的“十月社”和赵济、刘胤等组织的“战斗社”。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的催促下，上述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联合举行大会，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
     不久，由于马玉夫等人的告密，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1935年1月，中国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首领后，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仍有所批评，但主要地是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活动。由于托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的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梁干乔投奔国民党；马玉夫告密；刘仁静趋于消沉；
     陈独秀
     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因和托洛茨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才可说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托洛茨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
     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无异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
     三、 托派主张和我们的区别
     一国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
     托派认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托派还相信唯生产力论，认为只有在生产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存在下去。
     在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恩原先设想，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最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且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完全可能并且应当争取革命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胜利，而且首先爆发革命的国家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而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可是托洛斯基在《我们的革命》的小册子中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托洛斯基在《和平纲领》一书中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到了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了，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了，中国也已名存实亡。托派们又出来了，怎么样？托洛斯基早就说了，如果资本主义还占据优势，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要么“连根烂掉”、要么蜕化成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不是果真如此吗？
     诚然，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垮台了，国际共运进入了低谷。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就如托洛斯基所言，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少数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站住脚吗？难道真的因为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因此处于暂时劣势的社会主义就必败吗？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貌似符合实际，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了。一般来说，新生的事物，一开始都处于劣势地位，都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的。古今中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屡见不鲜。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夺取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一开始都会处于敌强我弱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不会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呢？为什么他们一定会失败呢？
     新生的事物，其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一切革命人民的逻辑。新的东西、弱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失败。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断定它必然失败。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社会革命发展的道路也是这样。
     对于二十世纪末国际共运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争先恐后地想要给出答案。自然，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给出的答案，总是要符合各自历来的利益和主张。比如帝国主义就欢呼它们不战而胜、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资本主义是人类不可代替的社会制度，革命是误会、是胡闹。对于这种答案，我们当然嗤之以鼻。那么，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失败，是否预示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也不灵了呢？
     对待复杂的事物，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复杂的现象中，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真考察，从实践到认识反复地循环，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结果的多种解释，一般来说，只能有一个是真理。
     托洛斯基认定，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政权的一国或少数几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其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失败。其中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孑然独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孑然独存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远景上看，不是在一年或十年内，而是在半世纪甚至一世纪内，能够使自己巩固起来的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我们经历了苏联、东欧、中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到修正主义路线、从社会主义道路到资本主义道路转轨的经过。现在回过头看，即使生产力超过或接近了资本主义世界（如苏联），新生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制度远不足以得到巩固，尽管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托洛斯基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这种带有唯生产力论色彩的观点，显得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再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想要让它在经济上很快赶超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过于苛求的。
     经济落后的国家是否可能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世界呢？托洛斯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斯基著《1917年》第3卷第1部）。这一预言，已经被尔后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击破。
     托洛斯基似乎很具有世界主义的整体观点，他说“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托洛斯基还说：“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托洛斯基著《和平纲领》）
     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列宁是怎样把握世界整体观点的呢？列宁说：“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世界已经被少数强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而瓜分完毕”。“在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时代，少数强国掠夺地球上将近十亿人口的事情，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这样组织”。“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同志。
     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更不是因为缺乏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支持。
     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可以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里集中体现出来。该文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居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包庇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各个国家都有可能首先爆发革命。这是一个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已经由列宁指出了。但是，首先爆发革命的一国或数国，是宗主国、是殖民地、还是附属国？是在欧洲、在亚洲、还是在非洲？这则是一种或然性。
     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总的来说，必然要战胜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国革命的互相支援下，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必然性。但是，某一个国家，如果阶级斗争问题处理得不好，也可能在这期间再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由毛泽东指出了。
     而托洛斯基断言，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少数国家无产阶级就无法巩固政权，这样一种“必然性”，就太形而上学了。
     我们说，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显示的是毛泽东所揭示的可能性，而不是托洛斯基所揭示的“必然性”。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在毛泽东看来，是“梅花欢喜满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并不说明共产主义理念的失败，也不说明列宁道路的失败。
     如果第四国际的曼德尔也属于托派的话，那么他在其著作《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开了个玩笑。该书第一小节的标题为“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他在这一小节中说：“从历史的观点看，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和最尖锐的矛盾才能彻底解决。当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或一批工人国家希望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时——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有兴趣采取一切手段迅速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国家不能满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暂时解决，并等待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它必须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是防止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不断革命理论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或一小批落后国家取得孤立的胜利后应做些什么的回答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它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世界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小节中，曼德尔把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偷换成了他自己的观点。同时在这一小节中，他仍在批判“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
     对待农民的政策
     托派对农民不做具体分析，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成为对抗性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一国范围内不可能解决，必须靠多国革命的胜利才能解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本文还讲述了托派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的拙劣表现。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每时每刻产生自私和私有化。他们认为，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死敌，反对工农联盟。
     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
     托派认定，斯大林时期是官僚化社会，理由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政治战斗力；再一个理由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除去托洛斯基外，对官僚主义没有充分的认识。本文引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给以了批驳。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统治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化日益严重，可是托派却称赞这一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提出执政党有可能整体变质的问题，可是托派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诚然，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官僚特权阶层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官僚化。关于官僚化问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在讲。比如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讲这个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群众专政的国家，本身就是官僚集权的国家、限制自由的国家。对于这种荒诞的逻辑，我们在此不值一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和工人政党中存在工人贵族、存在官僚问题的，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上，又是列宁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
     托派也讲官僚化的问题。他们所讲的官僚化，主要是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托派讲官僚化，必讲斯大林。按照他们的观点，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不仅存在着官僚主义，而且已经彻底演变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现官僚主义现象，党和无产阶级通过各种方法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是否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一个官僚特权阶层、造成整个党和国家的官僚化，那要做实际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托派认定斯大林时期为彻底的官僚化社会，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托派认定，1917年以后，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悲观失望和被动的状态。曼德尔在《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必须看到二十年代发展过程中的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这是了解为什么苏联无产阶级从1917年积极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状态，转而在1917年之后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这一变化的关键。在政治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可以通过整个一个系列的历史因素来加以解释：（1）内战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牺牲了；（2）由于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3）饥饿和普遍的贫困，使人们将全部精力转向了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
     可是，列宁在那一时期却不这样看待苏联无产阶级。列宁在1919年说：“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作战和艰苦奋斗的奇迹”，“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值得注意。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伟大的创举》）。
     列宁在1919年说：“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列宁在1919年还说：“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忍受着极度饥饿、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相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在开始推广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
     曼德尔在《论官僚主义》一书中《托洛斯基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的理论》一节中说：“苏联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个党的大多数领导在关键时刻都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更早在1922-1923年间就被认识，并有可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历史就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曼德尔还说：“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不加注意，并把整个过程看作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们就不懂得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意义”。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果真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吗？斯大林在1923年作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里面《造成缺点的原因》一部分中指出：“第二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关于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的论述，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我们说，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尽管存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但主流是好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的。在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下，苏联由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斯大林的“一党专政”下，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官僚特权阶层，能够领导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
     众所周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从而为苏联党和政府逐步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解体奠定了基础。可是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写的托洛斯基三部曲中却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见《流亡的先知》）。
     曼德尔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曼德尔抬举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呢？或许是因为当时在南斯拉夫掌权的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在中国掌权并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是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
     判断一个党、一个国家是否官僚化、是否认识并自觉反对官僚主义，以什么为标准？是以客观的实际情况为标准？还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
     党内是否允许派别活动
     托派认为共产党内应当允许派别存在。本文通过直接引述列宁论述的方法，表明列宁并不赞成党内存在派别活动。
     共产党内是否应该允许派别存在？托派认为应当在党内允许不同的派别存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在列宁在世时出现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列宁去世后又出现了分别以托洛斯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
     1921年列宁同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之间就工会的性质和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著作的第一部分就是《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列宁说：“托洛斯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言论呢？这种言论，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托洛斯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这是一种‘纲领性的小册子’。在提纲第四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想想看吧，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对托洛斯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坚持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做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原来独持一见而现在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仍旧是独持一见的一个委员，又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人，把这批人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如此，请你们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触目皆是的派别攻击吧。......”
     另外，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派别和规定自己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征兆，例如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这两次党代表会议上，已经在所谓“工人反对派”方面，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方面表现出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列宁在理论上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派别问题的呢？列宁说：“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列宁说：“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有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延迟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的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总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在某种‘纲领’等等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绝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
     列宁还说：“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以上论述均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说：“托洛斯基后来写道，他和列宁曾商定，只要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更趋稳定，就取消对反对派的禁令”。
     可惜我们在列宁著作中没有找到这样的“遗嘱”。不过我们倒是找到了列宁这样一段教导：“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学习列宁关于派别问题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共产党必须坚持列宁提出的“讨论和批评自由、但行动必须统一”的原则；同时，在批评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认为，“党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
     共产党员允许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党最初只有几百人，正是通过这一决议，使党拓展到几万党员，在江西和湖南建立了百万会员的农会，点燃了湖南和江西的革命烈火。但托洛茨基和中国的托派竭力反对这一点，认为这丧失了党的自主性。
     农村包围城市
     认为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天然死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可以和农民结成联盟呢？认为党是堕落了。
     因为托派的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顾中国的国情，片面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片面强调争取立宪民主的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恰恰因为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中以强调阶级路线为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似乎搞了统一战线，就等于放弃了阶级路线。关于中国托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可以参看1936年中国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先生的信，以及鲁迅先生给他的回信，载《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观点，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一书指出：“托洛斯基曾断言，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队，如果长久被限制在乡村地区，他们就会与农民同化，以至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并成为新反动派的基本力量。如果这场革命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的社会结盟，那么在延安时期毛的游击队就将与农民高度同化，以至尽管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也仍无法跨越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伊萨克?多伊彻在书中赞扬托洛斯基的“这种分析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正确的”。过去听人说，斯大林曾怀疑中国共产党是“水箩卜——红皮白心”。闹了半天，是把托洛斯基的“英明论断”错扣到斯大林头上了。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一书接着指出：“毛的党由于处于冷战之中并面临美国敌意的干涉，于是依附于苏联并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造得与它一致，以此稳固了它的统治。这样，苏联的革命霸权就做到了（尽管斯大林起初进行了阻挠）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事情——它将中国革命推到了反资产阶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几乎是分散的，在政治舞台上是无足轻重的，苏联的重力牵引就将毛的农民军队变成了集体主义的推动者。”而且，伊萨克?多伊彻在书中还鼓吹中国革命是遵循了“不断革命”的逻辑才完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托洛斯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稍微有点中国现代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鼓吹，是多么地荒唐可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反动派，国民党也是反动派，他们打架是狗咬狗，共产党不该搀和这事。认为党不仅是堕落了，而且是反动了。
     根据这种认识，中国托派在国内事实上起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国际上的托派在事实上起这破坏反法西斯同盟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托派在二战期间，在中国被和亲日汉奸并列被骂，在国际上被称做“英国间谍”、“波兰特务”的原因。
     也是陈独秀为什么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的原因。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中说：“民族失败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种是右的——民族悲观主义(存在于抗日战线的右翼中)“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份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258页
     不断革命论
     简单的说，就是一国革命胜利以后，不惜牺牲苏维埃，发动世界革命，加消灭农民。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观点呢？托洛斯基在其著作《〈1905年〉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1905年1月9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意思：......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由此可见，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从农民问题上讲起的。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注明其根据是托洛斯基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他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原来，世界革命对于俄国革命和各国革命的援助，最大意义不在于抵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而在于抵抗本国农民对于本国工人阶级的进攻。
     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看出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第一，再一次使我们看到，托派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潜在力量何等迷信，他们看不到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貌，因此也就看不到其中矛盾的多层性和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第二，他们分不清贫下中农和富裕农民的界线，把所有农民混为一谈，把农民和产业工人放在对立面上去考虑，完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出发，不懂得工农联盟的道理，恐怕他们连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都没有读过，在这本书里，恩格斯指出应该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第三，托派认为，“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在这里，他们考虑一国革命的胜败，不是以具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为依据，而是以这个国家的工业是先进还是落后为依据，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唯生产力论色彩。
     按照托派的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单独一个国家内，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很难维持住这个政权。按照这个观点，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首先在本国争取革命胜利，而是应当首先关心“把革命扩展到国境以外”，言外之意，还是要争取多个国家革命的共同胜利。也就是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还是不行。我们说，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某一个国家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如果不支援其他各国去积极争取革命胜利，这个国家革命的成果也是难于保持的，因此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就大力支援过世界各国的革命，比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也是不可能如此之快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两个大国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作为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世界各国的革命要顺利开展起来，也会更加困难。国际因素是各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各国革命能否成功，首先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内因，而不能翘首以待，先等待世界革命先胜利、再来进行本国革命。此外，国际因素对于各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在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各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上，而不在于某一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托派认为革命不能在一国胜利，其实也是考虑到各国的内因的。这个内因，就是农民问题。在托派看来，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会变为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正如列宁所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所以在苏联、中国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在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城乡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虽然也是
     促进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因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对农民不做具体的分析，不相信农民的革命力量，这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
     列宁曾经大量论述小生产、特别是小农经济意识的顽固性，论述了改造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艰巨性，也论述了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列宁说：“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贫民报〉创刊四周年纪念》）列宁说：“不管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但他们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伟大的创举》）托派却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变为对抗性的冲突。这是直接违背列宁主义的。

     四、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托派问题
     一、从实践来看
     第三国际体系的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由于他们的英勇斗争，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曾经，全世界有1/4的土地，1/3的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阳光笼罩下，这个世界创造了全世界2/5的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国际体系的党，建立了苏联、东欧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
     有希腊共产党、危地马拉劳动党等，差点取得了革命胜利；
     有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轰轰烈烈的打过游击；
     而第四国际从建立以来，到现在，60多年了，没有建立过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连一支象样的游击队都没有。
     如果说武装斗争比不过，那么比议会斗争怎么样呢？
     我们第三国际体系的共产党里面，有一些党，比如俄罗斯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在国内有的是全国第一大党，有的是全国第四、第五大党，有很高的议会席位。而欧洲很多托派的党，也搞议会斗争，但是席位少的可怜。
     如果说，你说的都是过去了，我们比现在。那么，好：
     我们现在有尼泊尔共产党即将取得革命胜利，有印度共产党毛派不断扩大根据地和人口，有菲律宾共产党坚持战斗，取得成绩，有哥伦比亚共产党在南部森林地区的根据地，有秘鲁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可是，托派有什么呢？
     如果说，托洛茨基本人，还曾经为革命做过有益的贡献，还有些资历的话，那么，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孙，证明了他们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口头上的革命派而已。
     二、从理论来看
     托洛茨基的理论，刚才我们经过分析，知道它们是错误的。这也是托派为什么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原因。
     以这样错误的理论，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那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历史上被证明是脱离实际的，书生气的，无法指导革命胜利的理论，今天拿来指导革命，同样也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好象历史上王明、张国焘的理论，王明、张国焘等人的理论，如果写下来成文章，看上去也是很革命的，很吸引人的。引经据典，说的很有道理呀。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了，一定要佩服他，要按照他的理论去做。当时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就会行的通吗？同样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一样，无论读起来多么具有煽动性，却无益于我们的工作。
     三、托派的特点
     托派往往具有哪些特征呢？
     今天，我们国内也有一些青年托派。读了几本托洛茨基的书，于是佩服不已，自称是托派。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他们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托派青年，在观点上，至少表面上，是赞成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观点的，反对斯大林的观点的。深入谈下去，很多托派，事实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们对马克思的观点，是一种比较教条化的认识，而他们虽然宣称支持列宁主义，但由于他们坚持托洛茨基的观点，列宁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已经被他们突破了。
     托派青年往往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读过的书比较丰富，思维缜密，观点成体系，口才很好，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说话要比左派革命，观点看上去似乎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仔细想下来，如我们刚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往往比较清高，自负，华而不实，这也是普遍存在于托派中的，和他们的祖师爷一个脾气。
     四、是否可以团结呢？
     有的同志认为，不管怎么说，不管他们具有怎样的缺点，毕竟大家都是坚持共产主义的，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是不是可以团结呢？
     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
     （1）不做事；（2）在宣传中反对左派主张；（3）自负、瞧不起、不屑；
     北京有个知名的托派青年学者，我们有个斑竹去见他了（不是我）那位同志也是读了很丰富的马列著述的。谈了一会，他说：这不行啊，你理论都还没有搞清楚呢，怎么搞革命呢？这样吧，给你开个书单，你先把他们搞清楚了，再谈革命。于是列了一大张纸，要是把这些问题都搞清了，头发都得花白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再搞革命呢？

     武汉有个托派，一开始，当是同志嘛，想团结一下。他那时在聊天室，老是觉得这个也不够革命，那个也没水平。是同志，就得一起做点事啊！我跟他说，有个同志要到武汉来，请你帮忙到车站接下车。他答应了。结果没去。事后给我电话说，对不起啊，我那天有事情。一次这样，也可以原谅。但是反复这样，就说明个问题了，不肯做事情。哪怕是一点小事情。

     那么，还有的同志想了，托派普遍的自负、瞧不起同志、不屑和一般同志谈话；这也罢了；不肯做事，也罢了；他们不是理论很“高明”吗？善于做鼓动宣传吗？就让他们宣传群众吧，也算是一起团结做事。结果发现，他们宣传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是导致工人官僚国家的，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这下子，同志们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让他们去宣传群众，意味着把我们的群众全说跑了。
     我们知道，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不同的人，都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蒋介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我们团结过；小叶丹，那是残酷的奴隶主，我们团结过；李济深、张学良，那是地方军阀，我们团结过；
     毛主席惟独没有和托派，这个貌似左翼的小团体团结过。为什么呢？我想这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和托派，当然有共同敌人。因为大家都是反修反帝，都是追求共产主义。这是表面上的相似。
     但是，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们。
     团结，是为了壮大我们的力量。如果团结，不仅不能壮大我们，还要损耗，那就不能团结这样的群体。讲这么多，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团结的基础。
     根据六七十年代的材料，我看了毛主席时代的教科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托派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一直恪守着主席时代教导我们的：谁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都可以谈；任何分歧都可以谈。但是，一旦他要是托派了，那么，对不起，我和他彻底划清界限！

     这几年，我曾经想过和托派联合起来。最终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是对的。托派起的作用，比蒋光头要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