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财富与购买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1:14:53
我以为：富强，是一个国家不受辱地立足于世的首要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仍不奋发图“富”，中国人还会感受更多的羞辱。
中国有古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意思是说：根据考察人类的天性得出规律，贫困者，必须遭受轻慢，轻视、乃至轻蔑的对待，容易遭受羞辱。
可能没有哪个民族，比“穷了几千年”（邓小平语）的中国人，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贫穷带给人的折磨、痛楚，和对肉体与精神伤害，以及由此喷发出对富裕的强烈憧憬。
一、一个关于贫穷、关于购买力的小故事。
先说个细微小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的时侯，在我生活一个有五个兄弟姊妹的农村大家庭。某日，有亲戚来我家里串门，带来了一袋蛋糕。在一个一年吃不了三两次零食的乡村，这袋当时价格可能3、4毛钱的、金灿灿的蛋糕，的确把我馋坏了——可是，最终，我依然没能如愿——妈妈把它当作金子一般深藏在一个地方，说孩子不能好吃，说这蛋糕等下次大人去别家走亲戚的时候，再带过去，这样节省了几毛钱，至少可以买两斤盐。——可是，几个月之后，妈妈在什么地方找出了这袋蛋糕。它已经彻底变得像炭一样黑了——是妈妈对蛋糕的遗忘期，超过了蛋糕自身的保质期。
不需要用文字来描述我的沮丧。但这件事叫我终生无法释怀，并且激发我对财富、对购买力问题的思考。
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试想：一个个经常有机会、又吃得起蛋糕的孩子，他们的童年生活会过得滋润而快乐；在一个有数亿这样的孩子的国家，一大批蛋糕、糕点的制作工人、一大批蛋糕、糕点的销售商人的生活会过得滋润，且快乐。
在今天的中国，在这个诗人讴歌的“盛世”，贫穷仍然在折磨着数亿计的中国人，贫困仍然源源不断地在造就一个个、一批批对食物（或对玩具车、或上学机会）疯狂渴望的孩子、造就了一个个、一批批无钱掏医药费、躺在床上呻吟等死的老人……
我发现：在中国农村，在这个世界最庞大的穷人聚居群里，像我妈妈、父老在内的穷人对付自己生活的方法，是尽可能遏制自己作为生物本能的欲望：想吃什么，偏偏不买什么。（更不会指望他们会加入电影、图书的消费群体）。总体上，中国农民的一生，就是与自己正常欲望斗争的一生。
实话说：中国政府50年所奉行的城乡二元政策，是一种损农的、使农民穷困、使农民丧失最基本购买力的政策。
中国城市下岗失业如潮，也是城市人实行这种损农政策所直接导致的；由于九亿农村人民无钱成为工业品的消费者，这使得城市人群、和工业企业饱尝煎熬，艰难挣扎。
二、穷困不但使人经受欲望对肉体的折磨，也使我们在非肉体方面饱尝受羞辱：
在今天这个打工潮的年代，在中国城市：从农村来的、从事盖楼、挖沟、扫垃圾、作陪侍等低贱工种的农村人受尽了城市人的羞辱。情况仍在持续；在留学潮的年代，在日本城市：大批从中国大城市来的、从事洗盘子、背死尸、卖肉体的“洋打工”、“就学生”们，受尽了日本人的羞辱……
只要中国这么穷困，那么，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遭受羞辱的处境就不会改变。
在国际间能否得到礼遇，与你的国家的幅员大不大、人口多不多、“综合国力”排序没多大关系：在一个个国际交往的场合，小国寡民的普通阿拉伯人（这里暂不说阿拉伯王室的王公、公主），比如科威特人，比一个泱泱大国来的中国人，能收获更多的微笑，因为人家常常有财力在珠宝店下大单采购；还听说，外国的侍者，通常对其接待的中国顾客充满了轻蔑，因为是多数时候中国人先蔑视了“给服务者小费”（给服务者糊口机会）这一惯例。
为什么购买力作为消费的经济能力、货币的支付能力是一种赢得尊敬、赢得礼遇、获得微笑的力量呢？道理很简单：在这个工商的社会、交易频繁的社会，交易过程衍生就业、生存的机会；你的消费，是他赢利的基础；你消费了，你就是他或者她的衣食父母。
在国际上交往中，无论是在一个星级饭店、珠宝商店，还是一个度假胜地、海滨浴场，通常一个瑞士人、一个美国人比一个俄罗斯人受尊敬；一个科威特人、一个韩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更受尊敬，原因在于：贫穷者总是无法享受作为大买主所感受的荣光和骄傲。
贫者必定遭到羞辱。这是一个残酷的人类现象；贫者遭辱，也更频繁地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同胞之间：在我国的城市，一贫如洗的农民……他们在进入饭店，常常遭到门童挡驾，甚至恶语的讥讽。
三、购买力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一种可以赢得荣光和礼遇的力量
说购买力是一种武器，这个道理并不深奥；这种武器，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用：1997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去美国前夕，为了在美国有更大的说话份量，携带了20亿美元，要去采购波音飞机，以博取美国民航界、商界在美国国会里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造势；非常凑巧的是：2002年10月，江重访美利坚的时候，又为美国带去了47亿美元的购货订单。中国政府官员、曾担任外经贸部美大司美国处处长的马晓野说：中国曾连续5年赴美采购过。采购作为一种争取“最惠国待遇”的经济公关武器，以配合美国工商业和政府去说服美国国会。
还有一个故事：2002年12月，我们的媒体大量报道了“南京大屠杀”65周年的国难纪念活动。这使人想起一幅同名油画《南京大屠杀》曾经有过的一段遭遇：2000年，华裔画家李自健环球油画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苏富比艺术大厅展出时，被迫在所有参展的画品中，撤下“大屠杀”。原因是：主办方苏富比拍卖公司这样做，是日本人的意思。为什么日本人的意志，在远离日本本土数万公里之外还能得到贯彻和满足呢？因为日本人是该公司最大的买主、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苏富比不愿得罪日本人。日本人经常掏上七、八千万美元，买下梵高们的某幅画作。
撤画事件给我的感觉是：贫者受到了羞辱；这个贫者是中国这个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显然：如果中国“富可敌日”；如果中国人是该拍卖行的一贯的主要买主，我们只需要一句话警告该拍卖行，那么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有不快，可是我们也得说：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该拍卖行的做法不值得指责；理性的人（或集团法人）有权利争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贫者受了辱，这是人类又演示了熊掌与鱼的趋利性的取舍规律；人的天性，原本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天性，只能承认这种天性……
我们要是真有痛苦，真有愤恨，那么目标从日本人、从这家拍卖行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反思恐怕更有意义：日本人口是我们的1/10，资源总体是我们的1/30，但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却是我们的4倍。即使他们经济衰落了10年，他们依然是跻身世界第二的富国，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我们的赤贫，原因到底在哪里？谁、什么导致了我们这么穷？……
四、平民百姓是怎样丧失购买力的？
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世界上最好的供应，就是“给别人赚钱机会”的供应。我认为这是真理，是箴言，是常识。可惜老被人遗忘。
中国赚钱的机会在哪里？中国有购买力人群在哪里？在中国的城市。在中国3亿多城市人中间。麦当劳、肯德基在北京、上海开店的铺张速度为什么像蝗虫一样迅猛？大红的“M”字一类的招牌为什么不去挂到中国的县城和乡村？原因极其简单：在一个个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家看来，那里没有丝毫的“赚钱机会”；那里的人们没有购买力。
在中国，城市政府在商业机会的准入、也就是分配赚钱的机会的配给或者方便的给予方面，它们通常的做法是：宁可给外国人，也不愿给中国人，尤其是给本国的农民。举例说：北京石景山游乐园门口曾有个提供游艺服务的市场，该市场的存在，使百余名外来的农民有了谋生的摊位；这样的营生使他们过得忙碌而富裕。可是，1999年3月，当时的北京刘淇市长下达一纸“拆”字政府通令，把摊位区捣毁了，改建成一个漂亮的、类似于天安门广场的“石景山广场”。如此，宏伟的北京城又多一处亮丽的景观，幸福的北京人又多了一处休闲的场所；可是，这百十号谋生者的饭碗由此被摔破；四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类似谋生摊位、还陷在无业游荡的艰难求生状态之中；（这一事实千真万确！）由此可见：斗升小民想在自己的“祖国”寻得一个谋生觅食之地，难度有多大……
我想进言给城市政府：没有必要去吹捧大资本而蔑视百姓的小营生。在今天，在海外，有4000万华人，他们过着类似与欧美人那样富裕的日子。可当年创业之初，他们的产业是建立在“菜刀、剪刀、理发刀”一类简陋的小额经营模式之上的。
不仅是游乐园市场，这些年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布摊的市场、多少万个谋生的机会被葬送、被泯灭在权力的指挥棒之下……
五、呼吁：回归人民“卖红薯”的经济权利！
在我寄居的北京城，有数万个祈望靠卖烤红薯养家度日的穷苦人，在京城的地铁、各个角落营生着。冬日，北京人爱吃这种胃暖、廉价的食品。可是这种营生被城市管理者认定是非法，认为这样的买卖有碍观瞻，（却又不去在无碍观瞻的地方给他们设摊位；另外，学者说，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小贩兜售的行为是极其普遍存在、允许存在的。）不许这样有刹“国际大都市”的风景的事存在；可是，生存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他们中多数的人，需要去攒孩子的学费、去挣老人的养老费；这些钱需要由他卖红薯得来，并且他只有卖红薯的能耐、或者只掏得起卖薯小摊的所需的资本。
于是，求生的人们被迫在和城市管理者进行着“猫鼠对抗”般的游击战、持久战。双方都耗费了巨大的时间、经历。
这样的情景，令人感慨：中国人民许多的活动，没有用在创造财富，而是用到了内耗、用到毁灭财富、毁灭创造财富的机会上面；摧毁着彼此的致富的机会。
记得一段戏曲里有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即使在封建社会时代，“卖红薯”之类的小额买卖，是卸官者、和非官身份的下层平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手段；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名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人民应不应该具有合法卖烤红薯的权利？应不应该归还人民卖红薯的权利？……
还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发了话，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么？
国际上，在各国间频繁发生的贸易纠纷实际是一个“争取赢利机会”的问题，是一个“自我积蓄购买力”（这比一国积蓄外汇储备意义更大）的问题：比如，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实际是相互提供赚钱机会的谈判：美要求日本供应自己在对方市场上卖大米和农产品赚钱的机会，否则，将不会给你们日本人在俺自己的市场卖日产汽车的机会。
可见，不同国别之间，并不情愿给对方赚钱的国民待遇；
但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国民间对这种“赚钱机会”的供应和公平分配是无条件的、不需谈判的。
六、一个国家如何聚集购买力？
从历史看，从现实看，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善于在市场经济里经营运作、并创造奇迹的民族。
今天海外华人的人均资产，是大陆人口人均数的40倍。
大陆人民的穷，是由于以前我们的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排斥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果。
龙永图说：10年前在和外国人进行“入关”谈判时候，他们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却不敢表态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能说“市场调节和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
邓小平曾经有感而发地说：我们的经济制度有问题。他的“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次对他的工作汇报。吴告诉邓：1979年，深圳一个叫“罗芳村”的地方，大批村民，冒着边防军的枪击危险跨越深圳河逃亡香港，去香港建“罗芳村”去种地。他们逃亡后头一年的收入是13000元，而逃亡前的年收入只有130元。收入实现了“一年抵百年”。
邓公的这一结论是对的。有一个基本事实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全球级的富豪里，李嘉诚、蔡万霖、王永庆、郭鹤年等等一批华人的商业精英代表着中华民族；是他们的卓越表现维护着中国人在这一竞技场里的颜面；在今天2月出炉的“2003年度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中，有20多位华人上榜：香港占11席，台湾5席、新加坡5席（5席全是华人）；这当中，没有一个大陆企业家榜上有名。
为什么说他们这些出身港台、出身于弹丸之地上的人们维护了整体中国人的面子？——如果不是有他们，外国人会以为中国人没有经营实业的能力而蔑视中国这个民族——就像几十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在世界体育竞赛场里夺过奖牌的时候，外国人据此辱骂中国这个种族是“东亚病夫”一样……
我不是经济学家。只要是从逻辑学常识讲，我们也会得出以下结论：同样的中国人，大陆内外的华人不存在智商的差异；贫与富的差异，来自我们经济背景、和所选择的经济制度的不同。
记得不久前，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全球印度人大会”上说：“海外印度人大大改变了世界对印度的认识，而且为国内印度人设立了一个奋斗的坐标。他们使我们反思：为什么海外印度人比国内更有创新、更多产、更成功？”
印度总理说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印度总理问的“为什么”值得所有中国人——尤其中国决策人——去反思、去求解。
关于财富，我想说两句话。一句说给政府；一句说给国民：
1，政府：进行正确的、细腻的经济制度设计，并且实行它，修凿一条条让任何国民朝富裕方向通得过去的路径。
2，人民：除了勤奋工作和智慧创业，你还要过问你的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被政府征税后用在了哪里；你必须睁大眼睛，去监督、去堵塞制度漏洞，确保自己的血汗钱不被披着制服的硕鼠们侵吞。
任何贪污行为、任何剥夺人民经济果实、经济权利、经济机会（谋生机会）的行为都是与人民为敌的行为；这也是与我们全体中国人渴望富强的愿望和努力相对抗的行为。
贪污直接加重了我们每个人承负苦痛。
任何贪污者，不管他的官阶有多高，不管他贪污的地点距离隔你有多远，你都不能老是表现得无动于衷；他贪污他就是民贼，你就应该讨伐他；他的行为削弱了国力；削弱了的国力影响到你我。
举例说：一个海南省海口的贪污者吴乾福，是该市城市信用社的一个会计。仅８个月贪污了公款７２０万元。他在“天涯海角”所犯的罪不仅危害了他所工作的银行、以及该银行的储户，实际上这对一个个生活在北京、距他犯罪地遥远的人、对全中国的人的利益构成了危害；还有：一个处在权力最高层的、中南海的贪污者——比如成克杰们——其行为，对一个匍匐在地铁口的、灰头土脸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讨者生存境遇的形成，是有因果关联的。
好钢，一定要用到刀口上；中国稀缺的钱，一定要得当地用在我们民族最需要的地方……
当然不容许被用在贪官——比如张二江——给他的第107个情人建造藏娇金屋方面；可能也不是耗资愈万亿的“登月”的计划。
哪里最需要呢？教育吗？扶贫吗？每个人可以拿出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七、朱镕基：一个国家硬不硬在于你自己的实力；虚张声势没有用
在非战争的年代，金钱是一种武器，一种力量，一种说话的底气；富，在国际上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人家才会重视你。
比方说：对比日本和印尼两个国家。论人口印尼比日本多50%，论国土印尼是日本的4倍。可是作为第三方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讲坛上发言的份量、受重视的程度是有迥然差异的。
日本的富，使它挤身世界主要大国队列；印尼的穷，它就是小国。哪怕人家称它是“人口大国”……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明白。
国家前总理朱镕基在告别清华大学校友时曾提醒他们说：（一个国家）硬不硬是跟你的实力有关系的，说强硬话，是没有用的虚张声势。
所以，我们的同胞们少来一点“中国可以说不”的张扬，可能比较好。
去做事。去积蓄可以“说不”的实力。
可以说，中国不快富，中国人必将还会受辱。
一种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加痛楚的辱；
一种更加刻骨铭心、更无边无际、更无休无止的辱……
如果中国国民不努力，如果中国政府还不发奋，那么，中国人等于是：
自取其辱。
也就是说：是选择有尊严地活，还是选择屈辱地活，选择权从来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中国有古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意思是说：根据考察人类的天性得出规律，贫困者，必须遭受轻慢，轻视、乃至轻蔑的对待，容易遭受羞辱。
可能没有哪个民族，比“穷了几千年”（邓小平语）的中国人，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贫穷带给人的折磨、痛楚，和对肉体与精神伤害，以及由此喷发出对富裕的强烈憧憬。
一、一个关于贫穷、关于购买力的小故事。
先说个细微小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的时侯，在我生活一个有五个兄弟姊妹的农村大家庭。某日，有亲戚来我家里串门，带来了一袋蛋糕。在一个一年吃不了三两次零食的乡村，这袋当时价格可能3、4毛钱的、金灿灿的蛋糕，的确把我馋坏了——可是，最终，我依然没能如愿——妈妈把它当作金子一般深藏在一个地方，说孩子不能好吃，说这蛋糕等下次大人去别家走亲戚的时候，再带过去，这样节省了几毛钱，至少可以买两斤盐。——可是，几个月之后，妈妈在什么地方找出了这袋蛋糕。它已经彻底变得像炭一样黑了——是妈妈对蛋糕的遗忘期，超过了蛋糕自身的保质期。
不需要用文字来描述我的沮丧。但这件事叫我终生无法释怀，并且激发我对财富、对购买力问题的思考。
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试想：一个个经常有机会、又吃得起蛋糕的孩子，他们的童年生活会过得滋润而快乐；在一个有数亿这样的孩子的国家，一大批蛋糕、糕点的制作工人、一大批蛋糕、糕点的销售商人的生活会过得滋润，且快乐。
在今天的中国，在这个诗人讴歌的“盛世”，贫穷仍然在折磨着数亿计的中国人，贫困仍然源源不断地在造就一个个、一批批对食物（或对玩具车、或上学机会）疯狂渴望的孩子、造就了一个个、一批批无钱掏医药费、躺在床上呻吟等死的老人……
我发现：在中国农村，在这个世界最庞大的穷人聚居群里，像我妈妈、父老在内的穷人对付自己生活的方法，是尽可能遏制自己作为生物本能的欲望：想吃什么，偏偏不买什么。（更不会指望他们会加入电影、图书的消费群体）。总体上，中国农民的一生，就是与自己正常欲望斗争的一生。
实话说：中国政府50年所奉行的城乡二元政策，是一种损农的、使农民穷困、使农民丧失最基本购买力的政策。
中国城市下岗失业如潮，也是城市人实行这种损农政策所直接导致的；由于九亿农村人民无钱成为工业品的消费者，这使得城市人群、和工业企业饱尝煎熬，艰难挣扎。
二、穷困不但使人经受欲望对肉体的折磨，也使我们在非肉体方面饱尝受羞辱：
在今天这个打工潮的年代，在中国城市：从农村来的、从事盖楼、挖沟、扫垃圾、作陪侍等低贱工种的农村人受尽了城市人的羞辱。情况仍在持续；在留学潮的年代，在日本城市：大批从中国大城市来的、从事洗盘子、背死尸、卖肉体的“洋打工”、“就学生”们，受尽了日本人的羞辱……
只要中国这么穷困，那么，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遭受羞辱的处境就不会改变。
在国际间能否得到礼遇，与你的国家的幅员大不大、人口多不多、“综合国力”排序没多大关系：在一个个国际交往的场合，小国寡民的普通阿拉伯人（这里暂不说阿拉伯王室的王公、公主），比如科威特人，比一个泱泱大国来的中国人，能收获更多的微笑，因为人家常常有财力在珠宝店下大单采购；还听说，外国的侍者，通常对其接待的中国顾客充满了轻蔑，因为是多数时候中国人先蔑视了“给服务者小费”（给服务者糊口机会）这一惯例。
为什么购买力作为消费的经济能力、货币的支付能力是一种赢得尊敬、赢得礼遇、获得微笑的力量呢？道理很简单：在这个工商的社会、交易频繁的社会，交易过程衍生就业、生存的机会；你的消费，是他赢利的基础；你消费了，你就是他或者她的衣食父母。
在国际上交往中，无论是在一个星级饭店、珠宝商店，还是一个度假胜地、海滨浴场，通常一个瑞士人、一个美国人比一个俄罗斯人受尊敬；一个科威特人、一个韩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更受尊敬，原因在于：贫穷者总是无法享受作为大买主所感受的荣光和骄傲。
贫者必定遭到羞辱。这是一个残酷的人类现象；贫者遭辱，也更频繁地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同胞之间：在我国的城市，一贫如洗的农民……他们在进入饭店，常常遭到门童挡驾，甚至恶语的讥讽。
三、购买力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一种可以赢得荣光和礼遇的力量
说购买力是一种武器，这个道理并不深奥；这种武器，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用：1997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去美国前夕，为了在美国有更大的说话份量，携带了20亿美元，要去采购波音飞机，以博取美国民航界、商界在美国国会里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造势；非常凑巧的是：2002年10月，江重访美利坚的时候，又为美国带去了47亿美元的购货订单。中国政府官员、曾担任外经贸部美大司美国处处长的马晓野说：中国曾连续5年赴美采购过。采购作为一种争取“最惠国待遇”的经济公关武器，以配合美国工商业和政府去说服美国国会。
还有一个故事：2002年12月，我们的媒体大量报道了“南京大屠杀”65周年的国难纪念活动。这使人想起一幅同名油画《南京大屠杀》曾经有过的一段遭遇：2000年，华裔画家李自健环球油画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苏富比艺术大厅展出时，被迫在所有参展的画品中，撤下“大屠杀”。原因是：主办方苏富比拍卖公司这样做，是日本人的意思。为什么日本人的意志，在远离日本本土数万公里之外还能得到贯彻和满足呢？因为日本人是该公司最大的买主、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苏富比不愿得罪日本人。日本人经常掏上七、八千万美元，买下梵高们的某幅画作。
撤画事件给我的感觉是：贫者受到了羞辱；这个贫者是中国这个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显然：如果中国“富可敌日”；如果中国人是该拍卖行的一贯的主要买主，我们只需要一句话警告该拍卖行，那么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有不快，可是我们也得说：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该拍卖行的做法不值得指责；理性的人（或集团法人）有权利争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贫者受了辱，这是人类又演示了熊掌与鱼的趋利性的取舍规律；人的天性，原本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天性，只能承认这种天性……
我们要是真有痛苦，真有愤恨，那么目标从日本人、从这家拍卖行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反思恐怕更有意义：日本人口是我们的1/10，资源总体是我们的1/30，但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却是我们的4倍。即使他们经济衰落了10年，他们依然是跻身世界第二的富国，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我们的赤贫，原因到底在哪里？谁、什么导致了我们这么穷？……
四、平民百姓是怎样丧失购买力的？
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世界上最好的供应，就是“给别人赚钱机会”的供应。我认为这是真理，是箴言，是常识。可惜老被人遗忘。
中国赚钱的机会在哪里？中国有购买力人群在哪里？在中国的城市。在中国3亿多城市人中间。麦当劳、肯德基在北京、上海开店的铺张速度为什么像蝗虫一样迅猛？大红的“M”字一类的招牌为什么不去挂到中国的县城和乡村？原因极其简单：在一个个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家看来，那里没有丝毫的“赚钱机会”；那里的人们没有购买力。
在中国，城市政府在商业机会的准入、也就是分配赚钱的机会的配给或者方便的给予方面，它们通常的做法是：宁可给外国人，也不愿给中国人，尤其是给本国的农民。举例说：北京石景山游乐园门口曾有个提供游艺服务的市场，该市场的存在，使百余名外来的农民有了谋生的摊位；这样的营生使他们过得忙碌而富裕。可是，1999年3月，当时的北京刘淇市长下达一纸“拆”字政府通令，把摊位区捣毁了，改建成一个漂亮的、类似于天安门广场的“石景山广场”。如此，宏伟的北京城又多一处亮丽的景观，幸福的北京人又多了一处休闲的场所；可是，这百十号谋生者的饭碗由此被摔破；四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类似谋生摊位、还陷在无业游荡的艰难求生状态之中；（这一事实千真万确！）由此可见：斗升小民想在自己的“祖国”寻得一个谋生觅食之地，难度有多大……
我想进言给城市政府：没有必要去吹捧大资本而蔑视百姓的小营生。在今天，在海外，有4000万华人，他们过着类似与欧美人那样富裕的日子。可当年创业之初，他们的产业是建立在“菜刀、剪刀、理发刀”一类简陋的小额经营模式之上的。
不仅是游乐园市场，这些年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布摊的市场、多少万个谋生的机会被葬送、被泯灭在权力的指挥棒之下……
五、呼吁：回归人民“卖红薯”的经济权利！
在我寄居的北京城，有数万个祈望靠卖烤红薯养家度日的穷苦人，在京城的地铁、各个角落营生着。冬日，北京人爱吃这种胃暖、廉价的食品。可是这种营生被城市管理者认定是非法，认为这样的买卖有碍观瞻，（却又不去在无碍观瞻的地方给他们设摊位；另外，学者说，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小贩兜售的行为是极其普遍存在、允许存在的。）不许这样有刹“国际大都市”的风景的事存在；可是，生存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他们中多数的人，需要去攒孩子的学费、去挣老人的养老费；这些钱需要由他卖红薯得来，并且他只有卖红薯的能耐、或者只掏得起卖薯小摊的所需的资本。
于是，求生的人们被迫在和城市管理者进行着“猫鼠对抗”般的游击战、持久战。双方都耗费了巨大的时间、经历。
这样的情景，令人感慨：中国人民许多的活动，没有用在创造财富，而是用到了内耗、用到毁灭财富、毁灭创造财富的机会上面；摧毁着彼此的致富的机会。
记得一段戏曲里有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即使在封建社会时代，“卖红薯”之类的小额买卖，是卸官者、和非官身份的下层平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手段；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名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人民应不应该具有合法卖烤红薯的权利？应不应该归还人民卖红薯的权利？……
还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发了话，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么？
国际上，在各国间频繁发生的贸易纠纷实际是一个“争取赢利机会”的问题，是一个“自我积蓄购买力”（这比一国积蓄外汇储备意义更大）的问题：比如，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实际是相互提供赚钱机会的谈判：美要求日本供应自己在对方市场上卖大米和农产品赚钱的机会，否则，将不会给你们日本人在俺自己的市场卖日产汽车的机会。
可见，不同国别之间，并不情愿给对方赚钱的国民待遇；
但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国民间对这种“赚钱机会”的供应和公平分配是无条件的、不需谈判的。
六、一个国家如何聚集购买力？
从历史看，从现实看，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善于在市场经济里经营运作、并创造奇迹的民族。
今天海外华人的人均资产，是大陆人口人均数的40倍。
大陆人民的穷，是由于以前我们的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排斥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果。
龙永图说：10年前在和外国人进行“入关”谈判时候，他们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却不敢表态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能说“市场调节和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
邓小平曾经有感而发地说：我们的经济制度有问题。他的“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次对他的工作汇报。吴告诉邓：1979年，深圳一个叫“罗芳村”的地方，大批村民，冒着边防军的枪击危险跨越深圳河逃亡香港，去香港建“罗芳村”去种地。他们逃亡后头一年的收入是13000元，而逃亡前的年收入只有130元。收入实现了“一年抵百年”。
邓公的这一结论是对的。有一个基本事实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全球级的富豪里，李嘉诚、蔡万霖、王永庆、郭鹤年等等一批华人的商业精英代表着中华民族；是他们的卓越表现维护着中国人在这一竞技场里的颜面；在今天2月出炉的“2003年度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中，有20多位华人上榜：香港占11席，台湾5席、新加坡5席（5席全是华人）；这当中，没有一个大陆企业家榜上有名。
为什么说他们这些出身港台、出身于弹丸之地上的人们维护了整体中国人的面子？——如果不是有他们，外国人会以为中国人没有经营实业的能力而蔑视中国这个民族——就像几十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在世界体育竞赛场里夺过奖牌的时候，外国人据此辱骂中国这个种族是“东亚病夫”一样……
我不是经济学家。只要是从逻辑学常识讲，我们也会得出以下结论：同样的中国人，大陆内外的华人不存在智商的差异；贫与富的差异，来自我们经济背景、和所选择的经济制度的不同。
记得不久前，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全球印度人大会”上说：“海外印度人大大改变了世界对印度的认识，而且为国内印度人设立了一个奋斗的坐标。他们使我们反思：为什么海外印度人比国内更有创新、更多产、更成功？”
印度总理说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印度总理问的“为什么”值得所有中国人——尤其中国决策人——去反思、去求解。
关于财富，我想说两句话。一句说给政府；一句说给国民：
1，政府：进行正确的、细腻的经济制度设计，并且实行它，修凿一条条让任何国民朝富裕方向通得过去的路径。
2，人民：除了勤奋工作和智慧创业，你还要过问你的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被政府征税后用在了哪里；你必须睁大眼睛，去监督、去堵塞制度漏洞，确保自己的血汗钱不被披着制服的硕鼠们侵吞。
任何贪污行为、任何剥夺人民经济果实、经济权利、经济机会（谋生机会）的行为都是与人民为敌的行为；这也是与我们全体中国人渴望富强的愿望和努力相对抗的行为。
贪污直接加重了我们每个人承负苦痛。
任何贪污者，不管他的官阶有多高，不管他贪污的地点距离隔你有多远，你都不能老是表现得无动于衷；他贪污他就是民贼，你就应该讨伐他；他的行为削弱了国力；削弱了的国力影响到你我。
举例说：一个海南省海口的贪污者吴乾福，是该市城市信用社的一个会计。仅８个月贪污了公款７２０万元。他在“天涯海角”所犯的罪不仅危害了他所工作的银行、以及该银行的储户，实际上这对一个个生活在北京、距他犯罪地遥远的人、对全中国的人的利益构成了危害；还有：一个处在权力最高层的、中南海的贪污者——比如成克杰们——其行为，对一个匍匐在地铁口的、灰头土脸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讨者生存境遇的形成，是有因果关联的。
好钢，一定要用到刀口上；中国稀缺的钱，一定要得当地用在我们民族最需要的地方……
当然不容许被用在贪官——比如张二江——给他的第107个情人建造藏娇金屋方面；可能也不是耗资愈万亿的“登月”的计划。
哪里最需要呢？教育吗？扶贫吗？每个人可以拿出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七、朱镕基：一个国家硬不硬在于你自己的实力；虚张声势没有用
在非战争的年代，金钱是一种武器，一种力量，一种说话的底气；富，在国际上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人家才会重视你。
比方说：对比日本和印尼两个国家。论人口印尼比日本多50%，论国土印尼是日本的4倍。可是作为第三方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讲坛上发言的份量、受重视的程度是有迥然差异的。
日本的富，使它挤身世界主要大国队列；印尼的穷，它就是小国。哪怕人家称它是“人口大国”……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明白。
国家前总理朱镕基在告别清华大学校友时曾提醒他们说：（一个国家）硬不硬是跟你的实力有关系的，说强硬话，是没有用的虚张声势。
所以，我们的同胞们少来一点“中国可以说不”的张扬，可能比较好。
去做事。去积蓄可以“说不”的实力。
可以说，中国不快富，中国人必将还会受辱。
一种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加痛楚的辱；
一种更加刻骨铭心、更无边无际、更无休无止的辱……
如果中国国民不努力，如果中国政府还不发奋，那么，中国人等于是：
自取其辱。
也就是说：是选择有尊严地活，还是选择屈辱地活，选择权从来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