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 四大文豪的家事

令人遗憾：被4位大文豪无情抛弃的妻子们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这4个人，分别代表着杂文随感、小说散文、戏剧考古和现代新诗的最高成就，他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路先锋，也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典范。活着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有的有联系，是好朋友；有的是表面上的朋友，背后是仇人；有的根本就是水火不能相容。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十分相似的人生际遇——那就是都有过结发妻子；都毫不留情的抛弃了结发妻子；都因此在中外文坛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千古骂名。
历史学家和撰写文学史的家伙们都比较一致的认为，朱安等4位女人，他们的不幸是封建礼教造成的；“谁叫他们服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而嫁给了一个根本不喜欢自己，也不愿意了解自己的男人呢？”此话当然没有过错。
问题是，作为中国“思想解放先驱”的鲁迅先生、郁达夫先生、郭沫若先生，他们确实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但是，他们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家里还有一位急需解救的女人。这些男人们，他们应该有能力解除婚约，解除名存实亡的旧式婚姻，协助那些女人走出自家的深宅旧院，从肉体到精神，帮助她们，服务她们，解脱她们，解救他们。
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来看，大文豪鲁迅先生没有这样做，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言九鼎的郭沫若先生也没有这样做。最可怕的是：第一，他们甚至连一丁点的努力也没有。第二，他们还心安理得地让这些女人为他们的长辈效劳到死，剥夺了朱安、张琼华等人作为女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与幸福。
他们是否对这些可怜又可悲的女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于是，我们看到了朱安这个可怜的女人，当她竭尽全力为鲁迅的母亲端屎端尿的时候，鲁迅正和他亲密的学生——许广平君在上海滩携手散步。她日复一日的伺候着鲁迅那个虚伪透顶、自私透顶也无知透顶的母亲，希望有一天大公子会“回心转意”，可是，朱安等来的是“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
这个女人也许一生都没有接近过大文豪的肉体，可是，她却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从20岁不到“结婚”到1936年10月19日凌晨1点鲁迅病死，这个女人只能活在周家的旧院子里，活在周家的家谱里，活在鲁迅这个伟大而卑鄙的男人一生堆积起来的文字的背后。
让今天的人们十分伤感的是：得知鲁迅死去，“她身披重孝”，在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朱安至死也不知道他悲凉而凄惨的一生其实是鲁迅这位男人带给她的呀！
和朱安相比，张琼华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对那个丈夫郭沫若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歇。在独守空房的漫长岁月里，她把郭沫若写的7000多字的《家祭文》一字不忘地全部背诵下来。足见郭大师在他心中有多少份量。1939年7月，郭沫若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的郭沫若看到的是满头白发的张琼华。已经在国民政府担任要员的郭沫若，良心也许受到了一些谴责，他向这位“妻子”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竟使守了一辈子活寡的张琼华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后，忙着补办与于立群的婚礼；之后，郭沫若继续在各种女人中间周旋，直至死去也没有再拉一拉张琼华的手；毫无疑问，张琼华的一生，都只是郭家一个保姆，一个佣人而已。
相对而言，孙荃还算是比较幸福的。从小熟读“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浙江杭州乡下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从日本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这样一来，孙荃也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在她的身上，诞生了忧郁诗人郁达夫的后代。孙荃为郁达夫守活寡之后，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和朱安、张琼华相比，风流才子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及早被徐志摩遗弃，而改变了她的命运。否则的话，1931年之后，那个哀怨的寡妇，不是陆小曼而是张幼仪了。
被徐志摩遗弃以后，张幼仪很快就振作起来，他进入德国的学校学习幼儿教育，五年后回国。之后，上海一家女子银行应聘做总裁，自己还打理一家公司，拜师学习国学，过着十分充实的生活。离婚后的张幼仪独自抚育儿子，孝敬徐志摩的两位长辈，还为他们送终。徐志摩死后，张幼仪居然每月寄钱帮助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张幼仪的策划下才得以面世的。
张幼仪去世的时候是89岁，也许应了一句古话——好人好报。她和朱安、张琼华、孙荃等几个被遗弃的女人，都比他们的夫君长寿了许多。不同的是，好像只有张幼仪一个人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
而张幼仪一生都没有去诋毁那个伤害她的无情的男子徐志摩，也没有去诋毁那个悔恨了一辈子的悲情女子陆小曼。
另：为保护吾与众友好之宝贵视力，此后寒风孤寂所收之文，一律加底色，以增益炯炯。
鲁迅、周作人兄弟恩怨揭秘:断交皆因周作人妻
2007-11-21 08:41:02　来源:新闻午报(上海)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他的心在绞痛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爱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周作人恶语讽刺鲁迅的爱情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的爱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