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小波成为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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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小波成为一个传说

作者:杜君立 2010-04-09 08:46:45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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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选择题:两种职业,一个是一周只上一节课混吃等死的北大教授,一个是默默无闻只能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间,你会选哪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教授,但王小波选择了清贫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与利。

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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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鸣而死,不可默而生。权利就是一种话语权,话语产生权力。有人说,通往朝鲜的路是无数沉默者铺成的,沉默就是放弃权力和权利。王小波说:再不说话,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脸上了。于是王小波开始说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尼采主义者,那么王小波则是一个罗素主义者。1997320日,王小波给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写了自序。22天之后,这个怀有一颗宁静童心的中年人飘然而去。王小波说: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时代,这篇文章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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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直是我书架旁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我的一个理想和梦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欢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绝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贫而宁静的自由:活过,爱过,写过;我希望我也有一个爱我和我爱的李银河;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电脑边,而不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地死在病床上……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这才叫真实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在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卖无趣的自己。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可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愤青的鼻祖的话,那么王小波就是当代中国愤青的领袖,是中国一代白领的精神兄长,《我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一代小资的精神家园。“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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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王小波启蒙影响的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君子谋道不谋食。”卢梭一生以抄乐谱为生。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卡夫卡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王小波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还被篡改为《王二风流史》。即使这样,书也没卖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货车的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银河默默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爱情。

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从生前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热抢,书商将王小波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的情书都不放过。梁文道说,王小波是一种炒作起来的神话。我则认为,王小波是我们这个猪圈国家最残忍最荒诞的黑色标签。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电子化写作的先锋,甚至自己编写了电脑程序。在一个前互联网的时代,王小波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拥有读者,这愿望竟然被作为遗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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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诚意证明,真实的中国永远在民间,庙堂之上不过都是些有眼无珠道貌岸然的泥胎假象。王小波以他的生动伟岸创造出了中国文学最丰美的收获,让人们看破了官方作协只不过是些锦衣玉食倚门卖笑的娼妓、一群养在猪圈里的阳痿和太监。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小波是个真正的名士和隐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对人的尊重、对智慧的尊重。对经历过文革劫难和中国教育体制双重“锤炼”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王小波是现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启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当下,更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诚和智性,刺穿了僵尸体制所谓道貌岸然的画皮——对去灵魂化的专制主义来说,体现生命本质的人性从来都是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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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始终对启蒙这个词保持着警惕。他蔑视一切权威和精英主义,始终保持着平视的一种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在中国作家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许多“农民的儿子”,其“发达了”的精英姿态仍随处可见。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认为,这种诗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诗意。在后王小波时代,犬儒主义的诗意如火如荼,智慧与自由已经被阉割得了无痕迹。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王小波以他的温存和得体,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智慧的通道。在后王小波时代,易中天阎崇年们的阴谋显学被全社会定义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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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王小波为我们塑造了“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在后王小波时代,《狼图腾》成为新兴黑领阶层的圣经,弱肉强食崇尚暴力(权力)的喝血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一起红遍中国。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如是说。在后王小波时代,唐福珍在自家屋顶悲怆自焚,果然被严明的官员们定为“暴力抗法”而满门被捕。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会死的,而且会比无趣的人死得还快,因为活得太长本身就很无趣。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有趣的长工和无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时代,草泥马已经成为一种最知名的中国动物,草泥马和卧槽泥马一起打败了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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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写一篇幻想小说——《2010》,他在小说中预言了一个2010年的中国: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数盲,一种是非数盲。数盲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领导者,非数盲因为能干只能做被领导者。2010年的中国天空是棕色的,但人们看到的依然是蓝天——因为数盲要求人们必须戴着蓝色眼镜。因为一场未经数盲允许的PARTY,王二被施以从新加坡引进的鞭刑,并在新闻联播上对全国全球直播。王二领悟了:“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面对不屈服的王二,数盲们抓来了王二的“傍肩”,王二终于在心疼中死去……

今天——2010年的中国有两种人:网盲和非网盲。网盲叫黑领,非网盲叫白领;白领干活,黑领享受……当网盲们跨省追捕一个非网盲的时候,当一个个非网盲躲猫猫死、鞋带吊死、喝水喝死、睡觉睡死的时候,“老大哥王二”早已在一个互联网前夜的心疼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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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作为一个文革炼狱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经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满怀慈悲与温柔:“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暂,也是那些从相同年代苟活(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或沉默的、或装逼的犬儒教授作家大师们所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王朔是一个伪善体制的破坏者,那么王小波则依靠文学的真与美,解构了这个非人体制,并且真诚地重建人性。在这一点上,当下中国鲜有后来者。李银河说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认为他只是一个诚实纯洁、不愿撒谎的孩子,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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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里只剩下一个和谐的猪场。

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地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没有王小波的中国注定是一个无趣的中国。在物质丰裕的暴富时代,思想是人类最后的奢侈品。王小波之后,中国没有名士了,有的都是些沽名钓誉之徒。2010年的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传说,只在我们的心中微笑。4月是鲜花迷离的时节,非常适合怀念不在人间、不在中国、不在现场的王小波:“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