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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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不曾写过从-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
所以我赞同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色彩。绝代通懦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馪)之所以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馪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 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馪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馪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馪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