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一些虚虚实实的八卦

    李辉质疑文怀沙

    2月18日，长期从事文化老人研究的学者李辉发表文章，对“楚辞泰斗”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及时间、学术水平等等，一一加以翻晒，公开质疑。

    这是年初文化界最大的八卦。传播过程中的“花絮”被无限放大。文怀沙曾说：“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很多具体情况跟后人说不清楚。”但求知欲和传播欲是人类的本能，民间对文怀沙造假的讨论也越走越远。同文怀沙所说的“混乱年代”相比，当下每个人都有追问的权利，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着愤怒，对越发没样儿的文化精英们提出了警告，这是“李辉质疑文怀沙”所衍生出来的极限意义。只是，在一浪高似一浪的质疑声中，不知道民众有没有将“对具体人和事的关注，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

    余秋雨穿越“N重门”

    这一年，余秋雨依然被持久地锁定在公众瞩目的舞台上。6月份被曝出“诈捐门”，10月份被曝出“股权门”，12月初余秋雨为南京钟山风景区题写的碑文被网民评为“最令人‘作呕’的一景”，紧接着又被网民恶搞为“华语世界文盲之首”。

    虽然没有2008年“含泪劝告”般的“高调”，但2009年的余秋雨依然是事事被人关注的人物。余秋雨已经被大众包装成了文化界的“八卦教父”，网民围攻余秋雨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挥舞着道德砍刀体味着戏弄名人的别样乐趣，鲜有人去体味余秋雨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制度设计缺陷：嘲讽了“诈捐”，慈善捐赠机制并未有所改善；骂爽了“入股事件”，与资本运作体制相关的环节依然没有透明公正起来。余秋雨不是地产界的任志强，炮声隆隆下显然不能“我自岿然不动”。在距离2010年还有10多天的时候，余秋雨相继关闭所有博客。没有足够的抗压能力，“低调”或许才是最好的出路。

    “公民韩寒”在成长

    韩寒当选了《亚洲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作为“80”一代，韩寒郭敬明有着相似的出发点，但他逐步“走下”文坛，走进更广阔的新天地。这一年，韩寒以博客为载体，对公共事务诸多领域“说三道四”。他关注、跟进各类公共维权事件，在上海“钓鱼”事件、杭州“七十码”事件、强拆事件中，言论清醒有力。如今的韩寒，不仅赢得与其年龄相仿的80后、90后的欢呼，还获得梁文道等上一代人的盛赞。

    韩寒说，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而“习惯于立场表态不习惯说真话”无疑是还残留在很多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在“被”字走红的2009年，韩寒正展示着一种“不被”的公民能量。

    谁来致歉闫德利

    10月中旬，网上突现惊人博客，自称闫德利的女子写博自称遭继父强奸，从事卖淫，在查出已患艾滋的情形下继续卖淫，以报复社会，博客同时公布了279名所谓与其有性接触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舆论哗然。媒体根据这一单方面信息展开一系列“接力性”报道，最后的真相却将媒体置于尴尬之地——原来这一切都是闫德利前男友撒下的弥天大谎。

    “闫德利事件”中，网民嗜血般的偷窥欲得到释放和满足，却鲜有人凭着理性和逻辑去判断真伪，更无人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去制止。媒体从中推波助澜，一时间纷纷忘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业伦理。信息爆炸时代，“闫德利事件”必将很快淡出公众视线，但有没有人去关心当事人的生活是否恢复平静？去向这个普通姑娘说声“对不起”？“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媒体担当，新闻伦理，网络暴力的约束，何时才能真正形成？

    天王瞒婚事，伍兹惹绯闻

    2009年，没有谁的婚事能像刘天王德华的婚事那般被炒得天翻地覆。刘德华在舆论的逼问下终于承认已婚的事实后，他的商业价值指数有没有下跌，媒体并没有追踪。刘天王的婚事风波多多少少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后，恐怕不会再有人相信“偶像的事业一定要以违背家庭伦常为代价”。

    这世界原本没有“偶像”，“偶像”不过是一件特殊商品，头脑发达的看客们永远不会把偶像们的“职业形象”和“生活形象”合二为一。体育评论员张斌也许比一般的粉丝们更清醒，在看待“伍兹绯闻”时他强调，丑闻是职业体育的一部分，观众应该把球员的职业和生活分开来看。对于大多数公众人物的评价，张斌点评的底线，应该是个正确的准则，只不过，“调戏”名人俨然已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对明星隐私的好奇及肆意批评，满足了大众内心的平衡感参与感。庸常生活如此枯燥，理性的教化，恐难杜绝人们对揭露名人隐私的新闻资讯继续情有独钟。

    易中天又进“毒舌门”

    谈什么不要谈“动机”。7月30日，易中天做客北京电视台《非常网络》节目，就因为主持人追问了几个“对余秋雨‘诈捐门’不依不饶是否为了保持名人热度”的动机论问题，易中天现场发飙，批评主持人很愚蠢，嘲讽应该开个主持人培训学校。

    一时间，“倒易派”声势浩大，“别拿无礼当个性”，痛斥易中天以愚蠢方式对待愚蠢问题。“挺易派”则赞易中天有难得的“狷介”和“胸无城府”。“毒舌门”，更像是一面镜子。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中庸”，然而，在鼓吹独立尊重自由的当下，我们有能力消灭、有理由拒绝个性吗？

    继续掂量易中天“开个主持人培训学校”的建言。客观讲，中国有智慧的主持人着实不多，大洋彼岸的奥普拉要退休了，大洋此岸的我们感慨着那座脱口秀的灯塔正渐渐熄灭；央视主持人朱军被周润发拽着尴尬下跪了，观众见识着内地主持人惯用的“装、煽、忽”三大技巧的式微。

    《建国大业》献礼也商业

    不得不承认，电影《建国大业》开创了“献礼片也商业”的电影制作新模式。坚守传统主旋律的同时，华丽的明星阵容，震撼的声光电效果，“主旋律＋好莱坞技法”，叫好又叫座。

    自然，世俗追问依旧纠缠不清：爱国影片该不该再赚老百姓的爱国钱？中影集团有没有拿出一部分票房收入回馈社会，行爱国之实？事实上，在“收视率成为万恶之源”被部分电视人所抱怨时，现阶段的中国电影人几乎被“货币哲学”支配了，他们对高票房的追逐，表现出灵魂出窍般的狂热，贺岁档似乎成了普通影片高票房的救命稻草，于是，这个年度的贺岁档出奇的长，“只见贺岁档，不见贺岁片”也算是今年电影界的一大奇迹。

    潜伏着的信仰，蜗居着的现实

    与中国电影在2009年产量翻番的状况大不相同，2009年全年生产电视剧359部，比去年减少了100多部，这是中国电视剧自2000年开始连年攀升之后首次出现减产。虽然减产，但好剧依然不少，上半年《潜伏》雄霸荧屏，下半年《蜗居》引领风骚。

    《潜伏》本质上是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情感悲喜剧，虽然很多观众将余则成看成职场教练，领悟上司和下属周旋的战术。但该剧的精神核心，无关“办公室政治”，有关“理想信仰”。《潜伏》中所有角色都为信仰而生，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是什么让他们永不止息地投入到一种人生追寻中且无怨无悔？除却信仰，再无其他。有信仰的《潜伏》的走红，恰恰反衬出：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

    而《蜗居》火暴似乎是必然。裹挟在该剧中的官场腐败、包二奶、地产官商勾结、钉子户、蚁族、白领房奴等，每一个元素都是当下被人人热议的的社会现实。当《蜗居》戳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聚拢起无数股社会情绪时，走红之势挡也挡不住。剥离掉层层围绕在《蜗居》外围的喧嚣，本质上它呈现的还是小人物对幸福感的内在要求。如果再把《蜗居》的价值提升一些，它其实展示了2002年到2009年之间中国的“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