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完美大学 - 北大学生近作--A Cup of Fire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9:02:09



    《完美大学必修课——两个北大学生的四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尝试集》      

                                          一

    第一次知道“任羽中”这个名字,是在高三,那时候我还在为能考取北大而努力拼搏。当时拜读了《等你在北大》上他的一篇介绍高考“胜经”的文章《记性、韧性、悟性》,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后来考取了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他的师弟。

     现在,我大四了,即将告别我的大学本科生涯。欣闻任羽中的新作《完美大学必修课》杀青,拿到大作之后便立马一睹为快。跟他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书是他和另一位北大“牛人”张锐的合著。

     张锐和任羽中的经历很相似,都是千军万马冲独木桥过来的高考状元。张锐大学期间活跃于校内校外,曾到美国、日本、韩国、捷克、奥地利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和参加学生交流计划,又在摩根士丹利、电信盈科等国际著名企业、机构实习,并出版个人作品集《背包走天涯》。在不断接触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大学生的同时,他不断在比较中国和先进国家的差异,思考大学教育的问题。这本小册子,就是他们二人结合自己的北大四年,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谈一谈他们对大学生活、大学教育的理解。

     如果说任羽中是典型的“读书种子”的话,张锐就很显然具有“社会活动家”的潜质。他们二位回顾大学生活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思考,诉于文字,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这本小书更具有了“知行合一”的色彩。他们二人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致中和”,是“读书种子”和“社会活动家”的“致中和”。

     看他们二位酣畅淋漓地描述着“完美的大学”,对照自己的四年,无疑有很大的启发和收获。我真的遗憾:在即将离开北大的时候,才有一本书对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般的畅快淋漓的同时,更多的是没有更早读到这本书的遗憾。

                                         二

     对那些已经迈入大学校门当尚未找着北的读者而言,对正准备开始大学生活这样一个人生新的里程碑的读者而言,甚至对他们的家长而言,任羽中、张锐的新作《完美的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长达四年的跨度介绍了他们的北大生活,阐述他们对大学教育的感悟。如果说林林总总的“高考胜经”给学子们提供了一个扣开大学校门的敲门砖,那么这部书就是属于中国本土大学生的“心灵鸡汤”。

     两位作者以“编年体”的方式系统地回顾了他们的北大四年。全书按照“进入大学之前:发现自己”、“大一:赢在起跑线上”、“大二:一步一个脚印”、“大三:挑战自己”、“大四:天生我才”为章节,用清新的笔调,向读者朋友们讲述他们进入北大以及北大四年成长的一点一滴。读他们的文字,能身临其境的感受两个京城外的孩子如何在北大的四年如何将自己“磨练成器”。相对于流于市场的林林种种的“成功学”、“登龙术”、“炼金术”而言,这部书给有志于不平庸的读者的,不仅仅是他们北大四年的成长故事。

                                         三

     他们用这样一些关键词来总结他们的大学四年。

     1:大学的实验室精神

     “大学是人生的实验室。在大学里你可以尝试一切新的东西,在大学里你可以犯错误而不会承担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大学里你可以做人生的实验,最终弄清楚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适合什么、擅长什么。”胡适先生说:“自古成功在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人生的实验室。

     2:计划

     作者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有self-education awareness,你需要educational plan。”

     “self-education awareness对任何一个大学生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要足够聪明,能为自己设计出完美的大学教育。在短短的四年间,我们将可以很有计划地去寻找机会,去建立关系,去利用资源,并通过自觉的训练,最终培养出过人的鉴别力、方向感和眼界。

     “预则立,不预则废”:亘古不变的真理。

     3:发现自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因此,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十分重要。在大学这样一个实验室里,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在薄弱之处奋起直追,使得那个代表个人素质和能力的木桶中的最短的一根木板达到尽可能的长。

     4:信息能力

     它指的是一个人为了指导自己的行为,搜集、分析、处理、管理大量复杂信息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这种能力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

     只有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和习惯,你才能够成为驾御信息的主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总是把决定和行动建立在优质和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think ahead, act ahead, 才能成为大学里的赢家。

     5:团队、圈子

     换一个说法就是:“交天下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

     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牛顿说他的成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把他自己比作了“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那么,就让我们沿着任羽中和张锐的足迹,去找寻“光滑的石子儿”,去发现“美丽的贝壳”……▲中华读书网
 
 
 
 
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

  失败的人可能从大一就开始萎靡不振了,而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到大三才奠定胜局。

  “

 
  大二的暑假一结束,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学就开始忙碌起来。两年的摸爬滚打已经足够让大家变得现实,我们的未来无非就是三种出路:出国深造,留在国内念研究生,或者找工作。

  北大、清华以及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几个学校出国风气最盛,社会上也有议论。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西方,而自容闳以降,留学生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无论为个人前途还是国家需要计,出国深造都是正途。但是要想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你最迟也必须从大三开始拼命了,仅仅是GRE和TOFEL两个考试,就需要付出旁人难以想像的辛劳。

  和所有做着“哈佛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去念书。我认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老师,三十出头的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哈佛读Ph.D,寒假里每天都骑车跑很远去“新东方”听课。她看到我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努力吧,你年轻,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可我却老是犹豫,第一我感觉自己专业知识学得还太浅薄,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到英文考试上边去,那肯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我害怕会得不偿失;第二我还是认为自己英文底子太薄,像我这样的水平,到了美国大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吗?

  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

  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

 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 
不出什么东西。

  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Com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

  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

 
  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

  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

[上一篇]  [下一篇]

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

  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

 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师 
说话很有意思,带着一些外国口音,挺逗的;回北大教书则总是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教的就是身边这些芸芸众生的孩子,都是“自己人”。

  上完这三门课,我对于“什么是学问”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也使我在后来决定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政治学方向。可以说,好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没有老师的点拨,你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要多走好多弯路!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高不可攀。

 
前一章里我提到了“跨世纪的中国”系列讲座,因为这些讲座的缘故,我和几位学者有了联系。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当时给我们讲了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后来我就经常到他的书斋去聊天。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教我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文字最生动,容易读; 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有一个通盘的印象,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读不懂的时候也要硬着头皮往下读,反复几遍之后总会想出些道理的。

 
  放寒假之后我就在北京多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趁着学校里人少、安静,一个人读读书。可是没两天一个清华大学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的“创业计划”。原来,有一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希望搞一个教育类的网站,而且拿了一笔钱出来找大学生做。这个时候国内的“网络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破灭,各种网站仍然此起彼伏,大家都准备进去分一杯羹。

  可我是念政治的,哪里懂什么网络啊。朋友却说什么也不用懂,做网站就是一句话:想方设法把老板的投资“烧掉”,然后争取能制造一些新闻,看起来很火的样子,再然后就等着别的老板来高价收购——两年以后,我看《大腕》的时候,听到精神病院里边那段著名的对白,周围已经笑成了一片,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我算是看明白了,冯小刚、英达他们做的艺术,根本不是夸张,根本就是真实。

  说好奇也好,说碍于情面也好,我开始帮着朋友张罗起来。先是策划网站的开通仪式,我们找到怀柔县的一个农村中学,拉了一卡车初中生来“壮声色”,连哄带诓地让他们听了半天老总训话、各界代表人士致辞;然后我又想办法请了几个同学去做“高考状元在线咨询”,希望能靠这个来提高点击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吹捧文章,比如某某网站引导信息教育新潮流之类的,写完了连带着红包送报馆去,不久可以在中缝或者广告栏的旁边看到,我的署名一般是“任言实”。

  这个样子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几天,老板带着财务来发薪水了。一个月我居然挣了两千多!签完名字以后我就想,原来钱这么好挣?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还成吧?下个月争取再加点。”

  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干不了,反正网站也开张了,你就放我回家过年吧。”走出写字楼我就想,这个样子玩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做学问的功夫都得废了。如果把这个月的时间用来读罗素、黑格尔,我会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这个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

总而言之,大三这一年我读书和写作比前两年更加卖命。大一、大二的时候,毕竟还没怎么入门,读书很多时候就浮在面上,现在总算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而要完成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前几周一直在图书馆里泡着整理文献,最后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般早晨七八点钟爬起来就把电脑打开,然后一直弄到中午。有时候会忘了吃午饭,到下午两点觉得饿得受不了了,就煮一大锅方便面解决问题——顺便插一句,大三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食量最惊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庄则栋的回忆文章,他说1965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 
,天气很炎热,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但是他一顿饭还是能吃十七个馒头,所以他精神很好,能够拿冠军。

  《三国演义》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饭量很小,管的事情太多,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他算是看透了对手,吃得少肯定难以持久。而舅舅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要“每天长跑三千米,散步三千米,吃饭一斤半,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惭愧得很,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文思枯竭,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到南门外边的“风入松书店”或者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看一个钟头的新书,在书店里站一会,可能就又有想法了。

  后来我还和四川师大的王川教授聊过几次。他的房子很大,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书放得满屋都是,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晚上熬夜不说,白天他也很用功,为了把时间省下来,他就规定每一顿自己只吃一种菜,比如早晨他到楼下买了一斤苦瓜、一斤南瓜,那么午饭他就把一斤苦瓜全部吃掉,晚饭则把南瓜全部吃掉。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很少吃主食,因为已经做了一样菜了,再弄主食就“麻烦”。

  所以——我想,一个人真要做点学问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点“呆气”,有一点疯狂的精神。我当然也主张在大学里边全面发展,不过该你读书的时候就必须像谈恋爱一样,早也想她晚也想她,为了她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这一年系里的学生会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届来唱主角,于是我做了一年的学术部长。不过我也不会当“官”,不想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完全是无为而治。有的师弟师妹很有热情,希望也做个什么什么“工程”,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系里的支持,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看见他们有了成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坚信,在一个团队中,你的收获和你对别人的帮助是成正比的。

 

到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是“明德”基金决定继续资助我们进行暑期考察,而且大家都希望去四川,于是我当了一回导游;第二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准备举行一个东亚四国(中、日、韩、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系里决定让我去。非常巧的是,这两个活动也都有张锐参加,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

  去四川的考察时间只有一周,去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拟定了一系列的主 
题:一、当时四川的遂宁市有一些乡镇正在搞基层民主选举,海外的学者都很关注,而我们中间学政治和法律的希望去实地了解一下,争取和当地的有关人士谈一谈;二、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想和他们座谈一次;三、四川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经验,四川省人大也就遗产保护问题专门立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都江堰市政府和旅游局去了解有关情况;四、成都报业竞争全国闻名,我们打算拿出一天的时间,去《成都商报》“实习”,跟着老记者出去跑跑,除了了解市民报的新闻运作方式之外,还可以对成都的市井风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在成都以及附近地区开始了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可是我却发现,我这个四川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四川。比如说,在我从前的印象中,地方官员就是喜欢说大话、空话,只会钻营不做实事,但这次考察中接触到的各种级别的官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观念解放,业务精通,谈吐很让人佩服,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体制弊端,他们的认识也并不模糊。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总是自命为精英,喜欢批评时弊,而且非常容易偏激起来,但是“坐而论道”的人更应该体会一下“起而行”的难处,批判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除了愤世嫉俗以外,你更应该有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从四川回北京以后,我紧跟着到了韩国。汉城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住着,并且发给若干饭票,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所以在这里的二十天,我吃够了各式各样的泡菜,只有8月15日韩国国庆日那天,食堂里除了泡菜还有一碗参鸡汤,让我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汉城大学作为韩国第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国立大学学费低廉,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都把汉大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残酷。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就讲,他的女儿在考试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玩命一样地学。我们认识的韩国学生,有的家住在仁川,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来上学(汉大只为一年级的新生提供校内宿舍),而在地铁上,所有的学生都在背书。

 

 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实在让我们吃惊。刚到汉城的时候,中、韩两国就正式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而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原来一些韩国的社会青年为了抗议,集体跑到公园里边,每个人都切掉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我们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恰当,但是你也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根本受不得一点轻慢和侮辱的。就是靠这么一种不服输的骨气,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富国之列。

 
  在韩国期间,我们参观了国会、宪法法院、证券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但是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到现代集团听到的郑周永的故事。

  和大部分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郑周永出生贫寒。他儿时生活极为贫苦,并且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他只念了小学。后来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农村跑到汉城做小工。当时的工人集体宿舍臭虫非常厉害,咬得根本无法睡觉,于是工友们都睡到饭桌上,可是臭虫居然能沿着桌腿爬上来。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桌子的四条腿都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这样臭虫爬上来之前就先掉水里淹死了。可是睡了两三个安稳觉之后,不知从哪儿又钻出许多臭虫,打开灯一看,郑周永“惊呆了”: 原来臭虫改变了方向,它们先从墙角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冲着人掉下来!小小的虫子却有如此的智慧与毅力,这对郑周永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此他开始相信,为了达到目的,没有想不出的办法,而只要用尽了全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此后即使是战争摧毁了他辛辛苦苦耗尽积蓄建立起来的工厂,他也没有低下自己的头。

  郑周永后来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现代集团,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实际上主要就是靠现代集团一家之力争取下来的。可以说,驱使他创造奇迹的力量,是那旁人不敢有的梦想、是超过任何人的自信心、是坚韧的毅力、是忍耐的精神、是冷静的计算、是冒险家一样的勇气、是以大局为重的胸襟、是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魄力!

  回国前,我专门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郑周永回忆录。我想,我们,尤其是事业还正待展开的大学生,除了看《我的野蛮女友》或者《加油站袭击事件》之外,真的应该“以韩为师”,学学人家的那种男子汉气概。

 

张锐VS任羽中:是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

  张:看来这一章里边我说得多了一些,那些在国外遇到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我没办法节省笔墨。我们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多了解外面的精彩,做好准备。

 
  写了那么多,我想最后的道理其实就是一点:不要觉得哈佛或者东大的学生离我们有多远,几年后大家很可能就要竞争同一个工作岗位或者在一家公司里边合作!今天的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地使自己“国际化”。

  另外,我想读者也已经看到,我们两个在这一年里已经各自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

  任: 确实,我认为最晚到大三寒假的时候,就必须决定自己两年后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要开始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准备,早一点动手才能心里有数。而且,我们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应该也必须自己拿主意、做决策。

  张: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锻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

  任:话说回来,一般的大学生未必能得到你那样多的机会,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不必太勉强自己。但我想我们在这里讲的,关键还是一种意识和自觉。你要敢想敢做,机遇才会偏爱你;你要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别人才可能刮目相看;你决定了的事情,就要百折不挠地做下去!

  张: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

 

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Morrison问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


  不管你之前有多少梦想也不管你之前设计了多少套方案——现在,大四,你就要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

  决定总是困难的,因为一旦决定,即意味着你失去了其他的选择。

  实际上,任何的选择都不容易,只有许多大四的学生才知道那个把university翻译成“ 
由你玩四年”的笑话多么的恶毒——一直玩到大四毕业哪里还有好的前途?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

  我一度在出国还是保研这两个选择中间犹豫不决。先排除了直接工作这个选择,倒不是我觉得还没有在能力和心态上准备好,而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书读得还不够多,这也许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学校生活的留恋吧。无论如何,我希望能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过一种更加专注于书本、更加简单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明智的。尤其是上了研究生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人才高消费的确愈演愈烈,硕士学位的普及化使得本科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这种追求高学历的现象,简直已经走向了畸形: 一方面,由于大学教育对于本科生的培养不够,使他们在适应市场和适应雇主方面出现了偏差,许多本科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后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都不够,用人单位于是就不断提高门槛,明明专科毕业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却只要博士;同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两个层面都大量扩招,甚至硕士生的扩招规模比本科生还要大,而且大量在职、委培等等“特色”硕士生项目的存在,也变相降低了硕士的门槛。硕士学历的大量供给,必然导致它在市场上的进一步贬值,其实,许多用人单位给予硕士和本科生的薪酬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你已经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你又确实无意成为学者的话,那么直接工作会比读硕士更节约时间。也就是说,对于得到相同工作机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尽管学历上有差距,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的起点,却是一样的。

  不是说现在大家都拼命地去考研不对,而是希望提醒:上了研究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期望值就可以调高很多。这很可能只是两三年的缓冲期,你应该做的,是对照那些本科毕业就能获得很好的工作机会的同学,尽可能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接下来可以说说出国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国深造就能够获得好的前途的想法,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于一些基础性学科,国外的实验室和研究条件很好,要想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出去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一些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如法律、商业、新闻传播,如果你希望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直接申请国外的Ph.D Program 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些项 
目由于需要花费的时间长,同时人家也希望你接下来能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一般比较容易申请到奖学金。当然,你需要弄明白的是:你是否真的打算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比方说在美国,一般的观念都会认为在名校读完了博士的人应该进入大学去做教授,如果要在私人部门找工作,难度很可能大过本科生。

  其实,更多的人出国考虑的是开阔眼界、提高语言能力、了解西方文化,同时希望在国外获得工作机会。如果是以在国外就业为目的的话,那么你最好考虑去读国外的MBA、MPA或者J.D这样带有professional training性质的学位,获得这些学位的学生被认为已经获得了成为professional(职业经理人、律师、公务员等)的资格,在就业市场上有优势。然而,申请这些学位的竞争十分激烈,往往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同时学费高昂,也很少有奖学金(你学这些的目的就是将来去赚钱,因此没有道理给你奖学金)。

  此外,国外还有各种硕士项目,往往由于其时间短(只需两年甚至一年,短于国内的三年硕士项目)、门槛相对较低(比较容易申请,特别是英国的学校)、成本低(尽管没有奖学金,但是相对于职业学院的学费较低),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国外的硕士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也越来越疲软,硕士毕业的外国学生在美国、英国都很难找到工作。

  因此,要在外国得到一份好的工作,实在很难。我想,今天出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更多地应该着眼于如何在回国后更好更快的发展。

  ——这就是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了留在国内而没有立刻出去留学的一个原因。继续在北大呆两三年,能够给我更充分的时间更多地了解中国——硕士生毕竟比本科生有着更成熟的形象和更高的社会认可度,更可能了解到社会中真实运作的一面,而了解中国、能够在中国做成事情,其实才是我们这代人和我们国际上的同龄人竞争的相对优势所在。

  当一年后我在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部实习时,二十多个实习生中仅有两个来自大陆的高校,其余的都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美国顶尖学校的亚裔学生,也有在大陆读完了高中而后去美国直接读大学的中国学生。说实话,刚一开始我就立刻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劣势,因此不免在交流中有些气短。然而,渐渐地我也发现,就我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言,我丝毫不落下风;而当具体在做项目的时候,大量的涉及到中国的情况,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专家”我的竞争优势就慢慢凸现出来了。

 


特别难忘的是所有的实习生和摩根亚洲区的主席Alasdair Morrison 一起吃午饭的时候,Morrison居然问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谁也没有料到他会问这样一个毫不顾及大多数人面子的问题,一时气氛有些尴尬。于是有不少人发言说,在美国接受教育同时又有中国背景,可以最终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看得出Morrison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只是继续 
强调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还说,如果年轻人只是希望过幸福舒适的生活,那么留在美国或者欧洲发展当然不错;但是想要有自己的事业,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地方。

  想想Morrison的话中其实大有道理,长期以来出国发展的模式一直被强调为“桥梁模式”——引进国外的新的先进的,改变中国的旧的落后的。事实上对于“海归”的期望,人们更多也是在“引进”的部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和扩大,原来那道存在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鸿沟正随着英语的普及、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而越来越狭窄,桥梁作用的淡化也自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大量的“海归”派回国,一方面给中国的确带来了新的思维、观念、技术和动力,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海归”也并非总是能马到功成。其实,在中国能否成功,无论是对于有“杂交优势”的“海归”派,还是对于气势咄咄逼人却也在大力推行“本土化”的跨国公司,关键的关键还是要具备了解中国、在中国境内把事情做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出国要有一个客观、平和的心态,不可简单地把国外的文凭看成是一把可以开启成功大门的金钥匙; 另外,无论你将来是打定了主意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准备深造后回国大展宏图,都请记住,你的“中国背景”的强弱永远会对你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肤色与种族,那么这一点你也无法改变。

  加强我的“中国背景”是我选择留在国内深造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有幸能够遇到吴志攀教授并且成为他的弟子。吴老师是一位睿智而深邃的法律学者,同时也是知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悉心照顾,让学生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许多有挑战性的科研项目,并且注意对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他的教育思想大大超前于传统的大学教育思想。因此,当我得知可以忝列门墙之下时,心中的高兴程度不亚于得到了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对于我而言,这是本科生活结束时最棒的选择。

 
大四的你,需要选择,更需要总结。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他们在准备出国、找工作或是考研的繁忙中奔波,或是在牌桌前酒桌前昏天黑地,却丝毫没有想过总结一下过去四年里的得与失、对与错。其实大四与其说是大学生活的结束,不妨说是“后大学”生活的开始——因为你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还远远不够,如果把大四当作世界末日前的狂欢,那就太不积极了。

 
  大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其实这也是对自己在大学四年里专业知识学习总结的一个方式。有的同学仅仅花了一个星期就剪刀加浆糊地完成了自己的论文,我觉得这既是对自己大学四年学习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最终获得的大学文凭的不尊重。尽管本科阶段并不存在特别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现一个自己的确感兴趣的问题,独立地搜集资料、研究分析,哪怕这个问题已经被很多著名的权威反复论证过了,但是即便你仅仅是做了一个严谨、全面的文献综述型的论文,也一样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收获。

  保送研究生之后,我平心静气地花了两个月时间来写论文,而在此之前的思考和相关的实习时间就更长了——这个文章,也成为我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写完一段,就发给我的几个好朋友一段,让他们给我提意见。一个朋友在email里回信告诉我: 怎么读着你的文章,就觉得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学习狂工作狂——太正襟危坐了,说点我们怎么玩的事情。

  这本书当然不是一副板起面孔来说教的书,确实该说说大学里玩的事情了,这可是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真可怜,从小就不太会玩; 到了北大之后我更发现,在一个将近200人的年级里,没有几个学生真会玩。奇怪了,玩还有什么不会的?你难道没看见北大每个男生宿舍里的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都是游戏爆机的画面?不知道北大学生中有多少“双扣”、“拱猪”甚至麻将高手?不知道北大有这么多的社团,从漫画到街舞都有一批追随者和爱好者?你居然还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

  嗯,看来我必须要先界定一下“玩”的概念。的确,在宿舍里打牌、玩游戏、和一些兴趣相同的好朋友在一起消磨时间,这些都是玩,而且,只要心情愉快、让时间过得更快,玩什么、怎么玩,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但我的观察和我的感觉是,这些大学生所习惯的“玩”,更多的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封闭式的、消极被动的娱乐,比起我们的国际上的同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差异:

  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国朋友聊天,我谈到北大的学生往往在玩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一边玩一边怪自己“堕落”,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经历过漫长痛苦的应试教育阶段,在他们的心中,玩总是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在里面,必须节制。美国的朋友大声惊呼,这正好和美国学生对玩的态度相反,美国学生觉得不能够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学习是一种很不“酷”的事情,他们经常抱怨的是“I can’t believe I haven’t gone out for two weeks!”(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有两周没出去玩了!)。而且,对于那种埋头读书的人,在大学中被称为“nerd”(猥琐的书呆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被别人看成nerd。因此,play hard是一个成功的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后来在我去美国Tufts大学和在摩根实习时,都有机会和美国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试阶段,大家仍然有一种“work hard, play hard”的精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往往工作到半夜两点下班,然后大家去兰桂坊狂欢到三四点,第二天继续九点半回来精神抖擞地上班,公司的美国高层就非常欣赏这种“硬朗”的作风。中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大学里养成良好的“玩”的习惯,看起来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国的大学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娱乐消遣;在美国的大学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社交。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化差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固定,而美国的大学生交际的圈子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常态文化,既决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样,也反过来决定了玩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体验新的好玩的感觉。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想到我们98级法学院毕业的时候 
,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彼此不认识,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实,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要有积极参与的心态,每个人都要有乐于互相介绍朋友认识的热情。在大学里有的人甚至连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都没兴趣参加,这种在人际关系上的懒惰和消极实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级里、同宿舍、老乡、高中同学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为什么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时候不带上他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去参加和你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呢?也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当你能够很快习惯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而也许正是由于你交际圈子的扩大,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故事出现在你本来平凡的生活里。

是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

  从我的初中开始,“大专辩论赛”就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 
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地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讨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 “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 
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活的穷人会更贫穷,这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阻碍。

  有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辩驳的价值后,在辩论中,反方一切攻击、防守的立足点都可以放在对弱者的保护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定势上,再加上鲜明、极端的例子,对对方逻辑的极端归谬,反方明显由于占据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从而在辩论中抓住了主动。

  然而这样的逻辑和价值的设定,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篡改辩题的方法,或者说,是把辩题的重点巧妙地放在了一个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上。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满足己方获得更多话语空间和话语正确性的立场,其次也是因为在一场短短的辩论赛中,在每个辩手仅有2到3分钟发言的时间里,想要把现实中或者哲学意义上一个辩题的丰富内涵和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剖析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取胜的功利角度出发,必须把辩题本身可能复杂的、多层次的逻辑和价值选择简化成一个主谓宾俱全的简单句,把复杂的制度选择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也可能正迎合了大众的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事先对问题背景一无所知的大众需要能够迎合他们常识判断、易于理解并产生认同的东西。


 9月中旬,系里就开始张罗保研的事情。一年以前我已经详细了解了有关的政策,并且认真地做准备,所以这个时候心里是踏实的。果然,我的专业课成绩排在全班第三名,加上有5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便成了第一。

  保送本系的研究生没有什么经验好说,只要学习上用功就成。而在我们班,还有好几个同学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有人民大学的 
学生保送到了我们系,我想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大家揣摩。如果你也希望能够跨学校跨专业保送研究生,请注意以下几个事情:

  A) 你需要比其他同学更早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尽可能地搜集有关信息,包括现在学校、院系的有关政策和你目标学校、院系的情况,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你最好能专门去研究生院或者院系教务那里打听打听,认认门儿。

  B) 你应该有针对性地准备简历。所有的大学都希望研究生有比较强的科研能力,所以如果你有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挑战杯”的奖励那是最好的; 你的外语水平应该不错,6级证书是必需的,面试的时候也很可能需要你讲英文;你还需要有两封由本领域知名学者写的推荐信。

  C) 如果有可能,你最好能够单独写一封信给目标院系的院长,内容是简单介绍自己的有关情况,并陈述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一定注意自己的语气,不卑也不亢。

  D) 大部分学校都会有针对保送生的考试,考试的内容五花八门,复习必须全面,为此你应该了解目标院系的课程设置情况,购买他们使用的教材,熟悉那些教授的研究方向。

  只要这个考试你发挥出色,那最后问题就不大了。

  当然,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或者决定考研之前,我想你还需要问自己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研究生干什么呢?

  由于本科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有了更高的学历就会有更多的机遇。其实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更强调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如果你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和能力,那么只有稀里糊涂地混个含金量很低的学位。而此时你已经相对失去了年龄优势,自身的可塑性变得更差了。在竞争公务员或者教学、科研岗位的时候,你或许比本科生有优势;但在市场的标准面前,你却仍然没有资格骄傲。

  对于本科所在大学或者专业不理想的同学,我想考研确实会是人生的重大转机。但是,假如你仍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在哪里,仍然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那么两三年之后,你很可能还是会痛苦地徘徊在十字街头。

 

研这个事情一完,班里的同学实际上也就“各奔东西”了。申请出国的同学开始没日没夜地准备材料;要工作的同学则在想方设法找一个实习的机会,希望能在简历上多增加一点砝码;而打算考研的同学也很少再在寝室出现,他们的生活就是“王长喜林代昭”,日子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所以学校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保研的过着猪一样的生活,找工作的过着狗一样的生活,考研的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对于有的大学生来说,大四这一年真的就是“猪一样的生活”。考研太折磨人,复习一段时间就放弃了。找工作呢?总是碰壁,接起来的每个电话都说麻烦你叫一下隔壁的小强。课堂上也再没有老师点你的名字了,这个学校里边,什么都看透了,即使是看门的老头习惯抽哪个牌子的劣质香烟你都清清楚楚;而那些注定要分手的情侣,此刻已经视若路人,伤感早已变成了麻木。除了日复一日的“双抠”、啤酒和电脑游戏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打发时间。

  是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专属于年轻人的颓废和堕落。上帝都会原谅你,但是你却不能原谅自己。正如这本书扉页上引用的那句话一样,“记住:你们永远年轻,永远有责任!”大四的你,其实什么也还看不破,其实怎么样都麻醉不了自己。不要以为已经可以逃避什么了。在这一年里,你必须直面的事情还很多,你可以抓住的机会也还很多。


 
 
  
 
(三)有些经验教训和你分享(1)
张锐/任羽中 
 

  确定保研之后,我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也相对独立于同学间的各种利害关系之外。所以我可以更客观地观察和思考。看了很多同学一帆风顺或者功亏一篑的例子,真觉得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

 
  A)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讲究诚信

  有很多很“牛”的学生,但是他(她)却有一些不够诚实的地方,结果就为了这一点点的“聪明”把自己给害了。

  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学生拿着读博士的奖学金到了美国,去之前信誓旦旦地对教授讲自己多么多么热爱学术,可是一旦有了高薪的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马上要求离开学校,将自己曾经承诺要完成的学位抛在一边。我们系有一个教授,他推荐过去念政治学的三个学生最后全部都转出去读商学了——于是他决定再也不给任何学生写推荐信。而美国人也会因此感觉中国的学生不可信,假如一个大学多遇到几回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可能拒绝再收中国的留学生。

  某些中国学生的推荐信也有问题,因为那些溢美之辞根本就出自学生自己之手,甚至还有伪造教授签名的事情发生。要知道,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最敏感,你这样子玩火,能不出问题吗?还有的同学做简历,总希望编造更多的光环,但只要人家认真一查,对你的印象肯定彻底坏掉,很可能你在这个行业内再想求职都难了。我就知道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因为简历作假被别人揭发,结果在圈子里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

  老实有些时候会吃亏,但长远来看,心里边是安宁的,不会导致大起大落。

  不管自己的欲望多么强烈,也不管别人都怎么玩花样,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要守住,在任何时候,谨慎一点都没有错。

  “

  B) 社会上的标准和校园里边的标准是不同的,你要调整心态

  很多北大的学生,在学校里是第一流的,但是到了社会上却总是受人排挤。我们固然要责怪这个社会的弊端,可也得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的一个同学,修了经济学的第二学位,成绩不错,口才也好。考研失利之后,他打算先随便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落下户口,等两年再考。于是他到了一所中学去面试,人家就让他试讲一次政治课,抽到的题目大约是价值规律什么的。这对他来说当然是A Piece Of Cake,一堂课旁征博引,整个班上的中学生都听得入了神,而且下课的时候还拼命鼓掌。

  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听课的校长和德育主任都脸色铁青。他们对我的同学说,你讲得不错,但是你今天讲了这节课,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学生们的思想给“纠正”回来,我们请的老师,必须深钻课本、紧跟形势。


 我知道,这个同学不过讲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引用了几个教科书上回避的例子而已。尽管我也和他一样感到很委屈,委屈得想哭,但我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就是现实。在无力改变它之前,请你暂时收起那指点江山粪土王侯的傲气。

  “

 
  C) 在绝望之前,请再坚持一分钟

  哪怕是北大的学生,找工作也可能充满了周折,面对挫折,我们必须有不折不挠的毅力。

  我的一个同学,从最早的宝洁公司校园招聘会开始,北京的大部分招聘活动他全都参加了,而且寒假还到广州和上海去转了一圈。应该说,他英文不错,能力也挺强,几乎所有的公司也都通知他参加第二轮的面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面试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一直到4月份他还没拿到一个Offer,人烦躁得不得了。

  最后国内一所著名的高校到我们系来,准备招一个男生去做外事秘书,待遇相当优厚。到面试的时候人家说,这次来,“原则上”他们只要研究生,本科生“暂不考虑”。可这个同学并没有转身就走,他对人家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外语水平不比研究生差。

  结果负责面试的人事处长一笑,当场让他用英文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的历史。而等他讲完以后,所有的考官都点头了。

  很多事情都要到最后的时刻才会决出分晓,所以哪怕已经“知其不可为”,你也要再坚持一分钟!


寒假过后,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写完,其他该忙活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单位实习,最开始我希望能去《读书》杂志,但是写了信过去人家没给回音。后来看到网上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启事,说愿意要一些大四已经保研的学生,我一看正合适,于是把简历发给报社。很快他们就通知去面试。

  到了报社一看:居然来了40多个学生,把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报纸的主编梁刚健老师 
乐呵呵地走进来给大家介绍了读书报的情况,然后就让我们挨个儿发言,说说自己最近看到听到的和出版界、学术界有关的新闻,我们一边说他还一边记。当时《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刚开始卖火,于是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分析了这种“大众学术书”热销的原因。没等我讲完,梁老师马上说,好,你下周把这个稿子交上来。

  这就是《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也是梁老师的风格。跟所有的编辑记者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特别爽快,而且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你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件小事,经他一分析,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新闻线索。

  按照报社的规矩,每周三中午实习生要到社里开个碰头会,跟版面编辑坐在一起谈谈自己的选题,梁老师一般都会抽空过来参加。听他一条一条地分析上一期报纸的得失、点评大家的投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在读书报的实习使我养成了一双“新闻眼”,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敏感起来,有很多大家熟视无睹或者视若无睹的事情,其实往往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有一天我看到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有德语、韩语、电子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我就想,北大自己不是有编辑出版专业吗,为什么出版社不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呢?我又把一段时期以来各家出版社的招聘广告找来分析,发现居然没有一家点明要编辑专业的学生,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接下来采访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听他们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又采访了几所大学编辑专业的教授,也听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最后写出了一个头条《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

  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

[
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因此在他们身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参加面试的同学,到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只有七八个人还常去,一年以后更只剩下我和清华的一个朋友。

 

毕业的时刻一天一天临近,我已经开始在隔三岔五地吃散伙饭了,结果又来了一个事情。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在暑期举行一个名为“体验中国”的夏令营,有二十多位香港的学生来参加,北大也派出二十多个学生,一对一地全程陪同。主持此事的是香港来的S女士,张锐和她很熟,所以竭力推荐我去参加。看了活动日程表之后,我觉得实在有意思——尽管只是在北京一地“体验”,但单单是每天的晚餐安排就煞费苦心,北京各个最著名的食府都有机会一一吃过去。假如我自己掏腰包,在若干年内是肯定没有这种奢侈的权利的。

 
  夏令营开始之后,我们很快和香港来的学生成了好朋友。三周时间里边,我换了两个partner:在DUKE大学念政治学的Z和港大的K。因为彼此专业背景接近,所以我们总有很多共同话题。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引起了我此后长期的思考。而这些香港的学生,尽管普通话讲得不好,但也决不同于我们原先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并不亚于内地学生。我也想,虽然我们不停地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浅薄的商业城市,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是谁为华人世界制造了那么多的“流行”呢?在这些流行文化的下面,恐怕还是有某些深厚的积淀。

  参加夏令营的大部分北大学生都是经济学的教育背景,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有趣。比如,政治学从来没有所谓“理性人”的假设,这一点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当我们在讨论问题甚至是决定乘车路线的时候,往往都会激烈地争论。这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演讲,也得到了和林毅夫教授、海闻教授等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接触的机会。他们有很多很精彩的思想,但同时也刺激我思考,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从我的角度来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或者是同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侧面?我因此决心读一些经济学的书,想弄清楚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其实,无论哪一个专业的大学生,都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正如日中天,而其他学科纷纷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实现本学科的“科学化”,这很有点像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学习英文的劲头。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的语言也成了精英们的“普通话”。尽管我认为坚守本学科的传统和特色是必不可少的,但经济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严密的思维逻辑也应该是共通的,尤其对于那些希望在学术上发展的同学。

  夏令营还有一个竞赛项目。我们所有人被分为几个小组,大家在各个名胜地游览的时候,要认真阅读当地设置的英文导游说明牌,如果其中有文法错误就拍下照片来,并尽可能地改得地道一点,最后看哪一组找到的错误最多改得最巧妙。结果我们仅在故宫、颐和园还有天坛三个地方就发现了一百多处错误,实在让人汗颜。最后我们把“成果”做成册送到了有关部门,希望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再不会因为蹩脚的英文而闹出笑话。

 

夏令营结束的时候,我的大学教育也正式画上了句号。其实,这个夏令营就好像是我全部四年生活的一个缩影。简单地说,它们的意义都在于: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与各种背景各种性格的人物交流、竞争、冲突、合作,从中我获得大量从前未知的信息,并逐渐适应这个环境,最终影响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