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发展的指向：制度与理念并举

    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未来三十年，必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三十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厚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从文化角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具有让整个民族的心灵得以诗意地栖息的文化底蕴，这样的文化是什么样，这样的理念是什么样，这种思考绝不能等到社会已无法承受经济发展之重时才开始。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凸现，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在积累，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来讲，市场化、全球化更应是其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应仅仅限于政策性指导、制度性建设上。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厚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从文化角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的发展可以很明显地划分为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核武器确保了中国的发展能够不受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力干涉，为第二个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军事保障。概而言之，第一个三十年使得中国站起来了，强起来了。（图片说明：杨英杰：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财经杂文作者）

　　第二个三十年，中国的主要成就在于国民经济总量获得较大提升，中国富起来了(以GDP总量为代表的经济力量);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主要推动力，一是源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土地制度、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改革，极大地开发了中国潜在的生产力。更为显著的是，改革使得祖祖辈辈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有机会进城务工，在提供低廉充足的劳动力的同时，农产品的稳定充裕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对粮荒的恐惧自此有了大幅消减，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而民营企业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大量税源的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财力为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了支持，也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凸现，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在积累，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蛋糕做大的同时，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取得了与之贡献极不相称的收益，并快速持续地推高了居民社会生存的成本;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土地制度、住房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改革攻坚之“坚”，真正成了难以啃下的硬核。

　　当此之时，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传导至中国。大批外向型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保增长保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控制力此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全体国民同仇敌忾，如同应对汶川大地震一样应对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探底后短时间内迅速上行，于全球阴霾之中赢得了一片阳光。

　　或许后危机时代真的来了，尽管可能早了一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危机的时间毕竟短暂，危机之时的急就章不应该成为指导经济长期发展的决策依据，对此我们有些隐忧。那就是，当下隐隐出现于人们思想中的一种观念是，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似乎更应该加强而不应该减弱。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于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挑战，国际上也就加强金融监管达成了初步共识。2009年年末，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打造成“超级监管者”，并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欧盟在2009年年中也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提议建立全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宏观上成立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微观上设立三个欧洲监管局，分别负责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协调。2009年12月，欧盟27国财长会议同意建立该体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并不等同于对金融的控制，更不等同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得出。

　　而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来讲，市场化、全球化更应是其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应仅仅限于政策性指导、制度性建设上。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例，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实力急剧衰落，如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竞争受挫，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也遭到明显削弱，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等。这一现状充分说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挑战。美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从制定工业政策或产业政策入手，而是在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上大做文章，推动企业兼并改组、加强管理，并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机制。从而，不但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国内外市场环境，而且为传统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济结构调整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大话题，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如何更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个自然过程，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经济结构在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之时不能强行除去，新的经济结构也不能在其条件未成熟之时人为到来，政府所做的就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提供更为明确的信号，引导企业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要素的组成结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者之间某种形式的配置具有很强的惯性，比如在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土地稀缺状况很难改变、资本要素依然强势的情况下，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外向型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加工装配型)产业，转向依靠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拉动经济的模式，短时间内仅靠外部的政策性支持很难做到。数据显示，中国在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而出口商品构成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针对我国生产要素的构成现状，最首要的是提升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只有在此基础之上，配以其他政策性措施，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水到渠成。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措施就是紧紧抓住发展科技这根主线，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先生把文化的内涵归纳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和理念层次。我们将之移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这样说，经济发展初期更侧重于具体的物质创造，之后逐渐上升到制度层面，从制度上来保障物质创造的可持续性，最后则衍生出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在这种价值理念下，社会更为和谐地创造物质产品、更为和谐地分享物质产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感逐渐减弱，人的异化最大可能地降低。

　　纵观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时间不长，但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目前我们正在制度层次上徘徊。建国60年，物质创造巨大，器物的应用、科技的发明日新月异，但以人均物质消费水平来衡量，仍然相对不足。究其原因，制度的约束是主要因素，制度本身固有的自我强化功能、自我实现功能很难在经济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被削弱，而一旦经济掉头向下，支撑制度自我改良的物质基础受到侵蚀，路径依赖使得制度很难从内部得到改善，制度如何发展，何去何从，将会对我们提出严峻考验。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未来三十年，必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三十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厚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从文化角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具有让整个民族的心灵得以诗意地栖息的文化底蕴，这样的文化是什么样，这样的理念是什么样，这种思考绝不能等到社会已无法承受经济发展之重时才开始。未来三十年，必将是一个制度与理念(文化)并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