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我怎样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文版)于今年4月底由日本岩波书店公开出版发行。今年正好是中共创立80周年，中国一定要有几本中共创立史的专著问世，一方面概括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会有新的突破。日本向来没有关于中共建党的专著出版，因此拙著是第一次用日文撰写中共建党历史的尝试。本书共分四章，即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二、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附有三个附录（中日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目录，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词），总字数日文约40万字。值中共成立80周年之际，能够将其成立史在日本问世，我感到十分高兴。 

　　为本书的写作我整整坐了十年的冷板凳。众所周知，在中共创立70周年的1991年，中共创立史的研究就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诸如任武雄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高水平的专著均在这一年问世。尔后又有上百篇涉及中共创建史的论文接踵而来，它们都在这一领域内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很多学者倾心研究创建史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对于近十年的研究进展，我始终感到不能满足。我的不满足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以往的研究过分重视回忆而忽视检讨各个回忆的写作过程和它的可靠性；其二、没有充分发掘、利用国外的第一手史料。下面从这两点探讨以往研究之不足，并介绍本书的内容和特色。 

　　创建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由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秘密组织，因此长期以来在第一手史料十分稀缺的条件下，很多学者不得不主要依靠回忆录，结果产生了一个各种研究资料当中回忆资料所占比例异常大的不正常情况。这种情况同时也容易产生根据回忆录的“推论”导致另一个缺乏根据的“推论”，最后不知不觉地变成“定论”的毛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录一直是一种随便制造“史实”的万宝槌。在研究方法还没确立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回忆录到底还是回忆录，免不了带有误会、记错和主观判断等片面性。而且一些回忆更是参考其他人的回忆才形成的，越详细的回忆录往往越不可靠。至于中共创建时期的资料，夙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应当不依靠回忆录，尽量依靠第一手资料作历史叙述的主张。这一主张，即使在各种资料的利用极为容易的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本书写作的特点不外是尽量少用回忆录，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 

　　中共创建史上的“定论”有不少起源于回忆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定论”虽涉及几个细节的说法稍有不同，但追本穷源都无例外地发源于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录。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群众悼念李大钊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到，李大钊曾于1920年初，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路上，同陈讨论了组建共产党一事。不过奇怪的是，高本人在同一时期写的《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对于脱险的情景写得非常详细，却未谈相约建党一事，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中，也不曾提及此事。更奇怪的是，从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的这一段期间，高一涵实际上并不在北京，而远在日本东京，无法现场参与这一过程。就是说，像小说一般生动的高氏回忆，多半只是道听途说的演绎，不足为凭。把他的回忆看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行酝酿建党的佐证，甚至据此断定中共的发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地进行的”，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回忆材料还有舒米亚茨基（B.Shumyatsky，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负责人）在1928年发表的俄文回忆《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因为他的回忆已有汉译，中共创建史的大部分著作在论述早期党组织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时候，都无例外地要依靠这篇回忆。他的回忆录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舒米亚茨基的文章是可以说明张太雷初使苏俄情况的唯一材料，而且文中引用了当时的第一手材料。换句话说，虽然是回忆，但它一直被视为与第一手材料几乎相同的珍贵资料。可是，经调查，他的回忆更多的其实只是一篇表彰“革命烈士”的纪念性文章。把舒米亚茨基文中引用介绍的“张太雷的文章”与原载杂志（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上的文章互相比较、核对，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所提到的“张太雷的文章”的内容，其实都是引自别人的著作。举一个例子说，舒氏引用的被称为张氏在《工人世界》9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其实是陈独秀在《劳动界》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并非是张太雷的。由此不难看出，舒米亚茨基在追悼张太雷的时候，为了提高烈士的地位，不惜张冠李戴，将早期建党的功绩统统归于张太雷。而这显然是不妥当也不真实的。既然如此，利用舒米亚茨基的回忆来说明张太雷入俄的背景（入俄时间和当时的身份）以及他与早期党组织的关系，显然是靠不住的。 

　　我们都知道，否定只有回忆做根据的历史事项非常困难，因为回忆录的执笔者一般并不揭示写作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当时参照了哪些资料、心存何种顾虑等。为了初步解决这一难题，我在书中用不少篇幅对董必武回忆录的执笔过程，以及董必武回忆录有关“一大”出席者人数的变迁和不同时期“通说”之间的互相关系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探讨。通过深入考证，我发现∶一、一大代表是十二人的早期说法起源于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几次谈话，这一说法对于以后的其他回忆者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二、本来坚持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董必武，是在看了中央档案馆在1959年提供的俄文档案以后，才最终转向十二人说的；三、与此同时，董必武鉴别的档案资料中夹着一份加工材料，也导致了他的误会，影响到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内容不准确的谈话。觉察到自己的误会以后，他曾几次说明情况，加以纠正，但他的修订意见在文革风暴中始终没有能够公开发表。如果连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都摆脱不了当时种种环境的影响，那么与他相比没什么社会地位可言的其他当事人，如李达、包惠僧、刘仁静等人会如何回忆历史，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很多外国学者都曾指出，在中国对于国外资料的忽视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最大的缺点。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当时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奉行闭关政策，不同西方展开学术交流，因而使得国内党史研究者对国外资料情况很少了解。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尚未根本解决问题。例如，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转载美国《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的文章一事，人人皆知，中共创建史的专著无不提及此事。然而，长期以来只有部分学者提起胡适对它的不满（“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来指责他的“反动性”，中国却没有一个人查找《Soviet Russia》原件来对照研究。另外，虽然很多学者都知道《共产党》月刊曾刊载欧美共产党的纲领和宣言，但也不曾见有国内学者深入研究过这些文件的原载刊物及其传入中国的渠道。这次经多方寻找、核对这些英文刊物后，我发现《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期以后的封面图案原来是对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共产党》月刊的体裁也一模一样地模仿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The Communist）的封面装帧。这些发现或许是小问题，但是我们由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超越国界的运动，中国也不例外。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上述中外文献的连环结构，明显说明五四以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并与其同步的。对此，其实毛泽东就曾经坦率地承认过。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作为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而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事人，这种看法无疑是很贴近事实的。但是，熟悉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历史的学者都了解，建党前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有相当部分还是经由日本传来的。只要翻阅一下当时中国报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就很容易发现其大部分都是依据日文翻译或者改写而成的。中共早期成员，如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周佛海、施存统等人之所以能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都与他们的日语能力有关系。因此，对照中日文有关文献，具体研讨这一时期经过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必要的。 

　　本书的第一章就主要探讨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日本的关系。读了这一章，读者一定会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新事实∶例如，《晨报副刊》主编陈溥贤（渊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研究、陈溥贤与李大钊的关系、戴季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其知识来源，以及中国第一本马恩著作的全译《共产党宣言》的蓝本（日文版）等等。另外，本书附录的“中日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目录”，对于了解当时社会主义文献通过日本传播的情况，无疑是相当有用的资料。将第一章和这两篇附录仔细地互相对照，读者应当可以窥见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基本状况，即可以基本把握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读了哪些外国文献，以及通过哪些途径得到这些外国文献等一系列的问题。

　　努力发掘、利用国外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对早期党组织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也同样适用。无须赘言，中国组党活动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共成立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各国共产党的诞生，因为就其手续而言，各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当中发生的。然而，以往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国内的组党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却一直不能得到多数研究者的重视。这有资料方面的客观原因，即这方面的资料不但在数量上本来不多，而且有关共产国际的原始档案长期被封闭。此外，有关国际共运史的重要材料，语言不一，分散在国外，而且有的资料内容相互有出入，确定一个个历史事实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这些情况由于近几年俄国档案的开放和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刊行得到了初步改善，但是，就党的创立时期而言，资料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尚有不少问题有待澄清。例如，1921年初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虽然是个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机构，但是它的实际活动情况几乎是个谜。同样，建党前后来华的“使者”们有俄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朝鲜人等，但除了魏金斯基和马林以外，其他“使者”们（主要是只在回忆录里出现的）的来华情况、背景也还是个谜。 

　　为了寻求这些谜底，我在俄国学者的帮助下查找远东书记处的俄文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远东人民》，试图阐明远东书记处的活动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这两种刊物，特别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利用过，本书可谓首次披露其内容。通过对这两种刊物的细致分析和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本书初步阐明了诸如布尔特曼（Burtman）、波波夫（Popov）、波塔波夫（Potapov）、柏烈伟（Polevoy）等人在华的早期活动。而这两种俄文刊物对于研讨中共早期文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建党时期的重要文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在1921年5月出版的《远东人民》杂志上就有所反映。这不仅证明被部分学者怀疑是后来伪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无疑是当时的文件，而且这一文件在1921年5月以前就已经被送到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书记处因此认定其为中共成立的标志。根据这一事实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刊时间（1920年11月），笔者在书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实际上是1920年11月。 

　　伊尔库茨克发行的两种俄文刊物，对揭开建党时期一些“谜”——例如，所谓“中共三月会议”——的来龙去脉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众所周知，1921年的所谓“中共三月代表会议”是建党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1988年以来，王述观、苏开华、钱听涛、沈海波、杨奎松等国内学者通过考证和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据了解，这个问题归根结蒂是《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的可靠性问题。要追根究底，则又涉及到张太雷何时以何种身份入俄，以及入俄前他与党组织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通过对俄文刊物和共产国际“三大”俄文档案的仔细考察，笔者发现张氏1921年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比通常说的三月还早，入俄当初的身份也不能说是党的正式代表。那么，张太雷的书面报告中出现他无法亲自参加的“中共三月会议”，以及1921年5月的党的地方组织情况，显然是不自然的。由此可知，不但“中共三月会议”的存在缺乏根据，而且张太雷报告本身也存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张太雷的报告包含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后，莫斯科有来自中国的几个“共产党”互相角逐，张太雷、俞秀松等人为了最后争取共产国际的信任，非得主张他们组织的正统性不可。聚集在1921年莫斯科的几个中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从莫斯科档案中可以得到证实。据有关档案，当时主要有两个组织在莫斯科试图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一个是江亢虎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另一个是姚作宾（全国学联领导人）代表的“共产党”（亦称“大同党”）。张太雷、俞秀松等人对于这些组织的活动极其警觉，一再向共产国际提出抗议，并直接抨击江、姚的人品。由于张太雷等人的抗议奏效，起初以中国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在会议期间被取消代表权，姚作宾的“共产党”最后也没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姚作宾等人能够建立“共产党”，也有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因为在俄共、共产国际最初开始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时候，中国各地的小团体缺乏相互联络，结果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的混乱现象。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成立后，又有该国的党组织和外交使团开始在中国活动，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争取自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结果不仅使中国的组党过程更为错综复杂，而且还对在沪朝鲜人的组党（朝鲜共产党）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姚作宾、黄介民等人组党一事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虽然他们的“党”不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对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过及其背景，却不能简单地基于正统的考虑而置之不理。这是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党”视做中国的“共产党”。例如，受日本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日共早期党员近藤荣藏在1921年5月秘密访问中国，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当时在上海晤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是姚作宾和黄介民。这些事实明显说明，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共产国际为枢纽，互相有密切的关系，光看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可能了解中共创建的全貌。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以外，本书还对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改造联合”、俞秀松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等组织的互相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对于罗斯搭－达路塔通讯社（Rosta－DaltaNewsAgency）、俄文报刊《上海的生活》等苏俄系统的在华机构、早期党员施存统在留日期间的活动也作了介绍。另外，对于中共创建史上的老问题，即“一大”的代表人数、名单以及会期问题，也根据史料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因篇幅有限，不能在此详述，现简单地介绍我的结论如下∶大会代表起初是十三人，后来陈公博中途离会，因此详细记述大会情况的俄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大会代表共有十二人；包惠僧既不是偶尔到场的出席者或旁听者，也不是陈独秀“指派”参加的，而是广东的正式代表；会议期间为7月23日到7月31日。 

　　中共创建史研究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知识以及史学修养；研究马列主义传播史需要思想文化史的修养和国际眼光；研究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国际共运史的知识和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并且要具备能够去各国充分搜集资料的条件；研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史以及中共“一大”的史实，则更需要扎实的资料鉴别能力和严肃的考订工作。目前中国国内专门研究建党史的学者，似乎还很少能兼备这诸多的研究条件。因此，我自信这本书必定能够为中共创建史研究增砖添瓦，从而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给我以各种帮助的中国同行与朋友。在1984年到1986年，我曾在北京留过学，通过与中国朋友的友好交流，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恩德一生难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他们的报恩。另外，我还要感谢长期帮助和鼓励我的中国前辈和同行，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也难以完成这部书稿。这本书虽有较长时间的积累，但成书仓促，加上自己才疏学浅，难免存在不少问题，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的中共创建史研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