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没有野心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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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没有野心的教师

刘支书助理 

关于教师这一行最具野心勃勃的一句话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据说出自斯大林,也有人说出自加里宁,总之这句既带有中世纪神学色彩又带有现代工业文明烙印的著名论断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对这顶戴在教师头上的高帽子,我不能说没有好感,我是教师,邓小平时代用这句话实现了教师地位的正常化,对文革时期的反智主义算是做了拨乱反正,我无法对这句话不产生好感。但是,当有人真正当面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又无法不惶恐,首先,这话不一定是针对我说的,就象毛主席说: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我绝不敢把自己当作人民,虽然我是老百姓,人家所说的人民灵魂工程师是纯洁、高尚和伟光正的代名词,这些概念里没有具体的人,即使有,象我这种爱慕虚荣贪图小便宜喜欢别人过得没有我好的小人物哪里配得上这么崇高的敬意呢?开始我心虚、冒汗,后来这话听得越来越多,见许多人都面不改色的接受了它,于是我也象惯偷一样逐步适应了这种惊险场面,常常一边嘴上哪里哪里,一边把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顺便揽入怀中,然后在教师节或者其他什么节的时候,美滋滋的戴在头上,作道貌岸然状。

尽管我很希望自己象中世纪的传教士那样去拯救别人的灵魂(我觉得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有传教士的味道),从而把这顶帽子戴得更稳,让头上环绕更多圣洁的光环,使别人一见到我,他的耳边就回响起贝多芬的《圣母颂》,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小人物要去扮演大角色和根本不信仰上帝的人要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仆人一样,怎么演都是蹩脚演员,一不小心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自己还累得不行,所以,我愿意别人把教师当作一种类似于律师、会计师、医生甚至修车师傅,搓澡工人那样的职业,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为人师表,不用在课堂、课外两个不相干的语言世界之间穿梭忙碌,在学生面前端着,拿着,我觉得是不能承受之累。本来教师的出身就不高贵,在古希腊、古罗马,教师大多是仆人,称为教仆,直到工业革命前,这一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红与黑》里,作为家庭教师的于连只能跟仆人们一起吃饭。教师地位的提高开始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普遍把国民教育和国力强盛联系在一起,此时,教师进入社会的中等阶层,而教师地位被提高到与中世纪教士相提并论的程度则始于苏联,国家对教育的介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教师则成了坚守阵地的战士,给予直接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教师足够的精神地位,既是对其服务意识的鼓励,更是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必要前提,通过树立教师的权威,更能高效、快捷地实现对青少年思想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面上教师是灵魂工程师,实际上是灵魂杀手,调门越高的教师杀伤力越大,既伤他人也伤自己,在高调中,教师灵魂逐渐失去了质量,没有了热度。

调门高的教师通常有一种野心,我要无愧于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他们热衷于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迷恋于神圣”“庄严”“民族等词造成的意象中,觉得让学生经常泡在这些大词中,学生的灵魂和自己的灵魂就可能高尚起来,这种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了治疗皮肤病的郎中,他们认为,这和有牛皮癣的人经常要泡中药澡的道理一样。其实,这种所谓正面教育是一种鸵鸟教育,让学生把头埋在沙土里,不看真实的世界,然后,教师象《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在学生耳边进行不要砸伤小朋友,砸坏了花花草草也不好一类的说教,让学生以为周围环绕着鲜花、绿草,还有正在丢手绢做游戏的小朋友,实际周围早已是陷恶的丛林,如果,有人居然敢把埋在沙里的头抬起来,教师会说,不该看的东西你不要看,然后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正面引导。

事实上,这样的教师大多自己并不相信那些大词,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基于一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朴素感情,他们总觉得饭碗是人家给的,不替人做点事,那太不厚道了,就象现在新出现的一种职业——“哭妇,有的人家父母去世,做儿女的怕自己哭得不够悲伤或者哭不出来,影响孝的形象,于是就请哭妇专门来哭,她们每次开工前往往就象教师经常使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样,使用一个开工词,齐唱: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这一刻忽然感觉像迷失的羔羊,我想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悲伤,不知不觉中泪成行……”然后逐一数落死者何以忍心云云,再把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陈述一番,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只要时间一到,哭声立刻戛然而止,眼泪还挂在脸上就开始向主人家收钱,十分专业!能够把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说得绘声绘色,把自己并不存在的感情抒发得波澜壮阔的教师,我以为他们在专业的问题上和哭妇有得一拼。

这样说来,正面教育其实就是说假话的代名词,我不想做这种灵魂工程师,我之所以没有这样的野心,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我也说假话,但我不能忍受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毫无创意的说着相同的假话,我也骗人,但我不能容忍自己去骗那些几岁、十几岁的孩子,那会让我没有成就感,我感觉自己要是这样做了,不是道德被玷污了,而是智商被侮辱了!

有人说,教师不是灵魂工程师,应该是灵魂的对话者、参与者,这个调子比灵魂工程师低了八度,颠覆了教师灵魂比学生灵魂一定高尚的前提,把教师从设计者的身份降格为建筑工,权威地位的下降,客观上降低了对学生灵魂的杀伤力,但我以为这个调子仍然过高,事实上还是把学生的灵魂当作了教师改造的对象,只是姿态低了一点,接近猎物采取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我们为什么就老是惦记着要去改造学生?为什么教师总是固执地想把一颗已经被污染了的成年人的心包装起来,贴个绿色标签去占领未成年人心灵货架?教师和官员在有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他们都使用两套话语系统,在台上使用公共话语系统,这就是他们的绿色标签,在台下使用私人话语系统,这才是他们货物的本来面目。绝大多数教师一旦站上讲台,就象《红菱艳》里舞女穿上了魔鞋,开始不由自主的跳舞一样,自动实现了语言系统的切换,开始清嗓子,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起来,说一些吓死人的大话,一些在私下绝对说不出口的话。

我认为在当下,教师不是要整天惦记着人家的灵魂怎样,首先是要把自己的灵魂收拾利索了,一个站起来的灵魂,自然会引起别的灵魂的注视和尊重,自然会吸引别人走进来,和你一起呼吸;一个跪着的灵魂,无论怎么包装,无论你采用多么巧妙的方式,你都不可能真正走进别人灵魂。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觉得自己不可以做一个随时想侵入别人灵魂的野心家,既不做高调的侵略者,也不做低调的合作者,如果教师注定要和灵魂打交道的话,那么,我宁愿是收容者,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残破的、绻做一团的灵魂,把他们给我,因为我们是同类。

200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