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有多种成功的“一家两制”

贪官有多种成功的“一家两制”

原温州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于2008年国庆期间到法国考察时滞法不归，劝归无果后被“双开”。如今，对这位“逃跑书记”的调查又有新进展。据新华社报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3月31日证实，杨湘洪之妻、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开发处干部游捷，涉嫌职务犯罪已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记者从一名权威机构人士处获悉，央行反洗钱局监控到至少2000万元以上的出境可疑资金，或与杨湘洪之妻游捷涉嫌洗钱有关”。

这里应该注意到，杨妻涉嫌“职务犯罪”和“洗钱”两者。“职务犯罪”不等于“洗钱罪”；她的职务犯罪，可能包括多项罪种，也可能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洗钱罪。另，这里看似含混的“或与....涉嫌洗钱有关”一句，其实属于“基本属实”的罪名。毕竟，只要认真监控和追踪，至少2000万之巨的资金则不可能来无踪去无影，“落实到人”还是能做到的。

一般来说，只有对非法所得才有清洗资金与财产的必要；而官员家庭洗钱，则可以肯定所清洗的都是非法所得了。至此，人们可以断定杨湘洪是个大贪官无疑，并且他家还有个“贪内助”兼“污吏”的角色，至少是个“双贪之家”。这一家，夫唱妇随，内应外联，各有分工，职责明确，效率奇高。于是这家人，在境内挣钱似流水，往境外汇钱惊央行。

“权威机构人士”进一步透露说，“这笔资金是由境内汇到杨湘洪在法国的女儿名下。早在杨湘洪出境前一个月，这笔‘黑钱’就已进入反洗钱局的监控范围”。如此说来，杨湘洪果然熟知官场游戏规则且眼线得力，早些时候有人说他感到危险临近才选择了出国不归，这一推测是比较准确的；如此说来，即使杨家有洗钱至少2000万的嫌疑，也不会对其限制出境或者立案调查，于此可见官员对官员腐败现象的麻木，亦可见一位“省管干部”的身价了得。

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有意，网易上的一位网友写道，“早在杨湘洪出生前（疑为“出境前”之误）一个月，杨湘洪夫妇就已进入反贪局的监控范围”。此话引起一阵又一阵网页上的哄笑，想来的确意味深长。

杨湘洪一家虽说是未能全家而退，但眼下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对“地方政局”和许多企业家也都是“好事”。他本人只要不留在中国，他们一家贪腐犯罪的过程与金额就难以认定，即使有行贿人检举揭发杨受贿金额巨大，但由于“一对一”的贿赂过程无法对证，实际上有的很重的受贿罪也就大部分“消失”了。杨妻虽然留下“顶缸”的牺牲大，但她也可以把责任都往丈夫的身上推。涉及杨妻罪名的用语之所以斟酌痕迹明显，或许就是因此而遇到了“搅不清”和无法对证的麻烦。

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后，媒体报道她涉案金额上亿元，但有关机关只能认定200余万元；原河南省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外逃后，媒体报道他涉案金额也有一亿多元，但最高检察院只认定了126万元，况且“内线”尚能保全，“境内实力”依然不弱，这些例子都是“外逃大有好处”的证明。

杨家也算基本上“人财两全”了。榨取、输出中国老百姓那么多的血汗钱，得益于他们精心设计的“一家两制”。这个“体制”，实乃当代官员群体、官员家庭中流行的、时尚的“中国特色”。

官员自己在国内掌实权、挣大钱、讲爱国，其配偶或子女申请到绿卡或具有外国国籍，官员随时可以“弃船”而逃出国享福——媒体把这样的官员之家，称为“一家两制”的“跨国家庭”，如杨家就是这样。而我说的“一家两制”，还不仅此一种。

更普遍也是更严重的，是无需外逃的、扎根国内的“一家两制”。由官员分工扮演大公无私的“廉洁公仆”，而另有自家人分工担任“大私无公”的角色，受贿接红包一概由其代劳，如此一家子“公私分明”的“一家两制”，对降低腐败风险有一定作用，但这并非主要的“贪官体制”。在一家之内，分成“权与商”两大部分，也就是由自己一家构筑成牢不可破的“钱权共生体”，才是“国内一家两制”的不二法门。

官吏群是主要社会资产和主要商机的真正主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制止他们的寻租以及“分配”与“交换”，至少目前这仍是个客观情况。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同时也为减少政治风险、便于直接指挥商业营运，许多官员选择了“国内一家两制”模式。这样，收入来源达成多元，避免了“单一贿赂收入”带来的多种弊端，更能吸纳社会人才，迅速扩大家族势力。当然，这不妨碍“跨国式一家两制”的并存，并且有助于“跨国家庭”的形成。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对官员家族的外人来说，投靠官员之家，融入“家权力”和“家公司”合体的团队，早就是一条快捷爬升之路了。官员群体的一家两制体制高效运行多年，势力纠合黑白通吃，利益纠缠盘根错节，已成当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滋生之源。

许多人对官员申报与公开财产的制度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前不久我说过即便“阳光法案”出台，对政治清明的作用也有限，其根据就在于对多种形式的“一家两制”的观察。所以我提请人们注意：能治住国内普适的“一家两制”，才算得上抓住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