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你们如何选择改变“蚁族”的命运？！——关于80后成熟生存的忧思

——关于80后成熟生存的忧思 田飞龙      今年是虎年，是最早出生的80后的“而立之年”，而整个80后将会陆续触碰同样的时刻。十年前，80后们曾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姿态尽显风华；今日，80后的“成熟生存”却是以家庭和事业的初步格局为标准。十年之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梦想与挣扎，幸运与幻灭，无论是否情愿，人生的路都必然是“越走越窄”。那么，渐趋“而立之年”的80后的整体性的“成熟生存”状况如何呢？组建家庭和开拓事业的初步格局是否得到自身与社会认可？80后对自身和对社会的担当是否延续了曾经的“天之骄子”的理想姿态？同样年轻的社会学者廉思用“蚁族”来刻画80后的代表性群体——大学生的“成熟生存”之困境，至为形象精辟。然而“蚁族”仅仅是大学生吗？“蚁族”到底从何处来？谁制造了“蚁族”？“蚁族”及其奋斗精神对于转型中国有何意义？“蚁族”应该受保护还是放任成长？“蚁族”是否是80后的集体宿命与和平年代的“第二次成长”？这些问题深深吸引着笔者探讨的欲望。  谁是“蚁族”？     我们本是“人类”，何以成“蚁族”？这是一种形象化的隐喻，意指以卑微之身依附于城市大熔炉中，希冀“鱼过龙门”、“人登雅堂”。廉思将觅寻的目光聚焦在“大学生”身上，或许是因为“大学生”寄托了家族、社会和时代的最高期望，因而也是最有资格代表年轻一代（80后）的群体。笔者同意将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作为80后的代表性群体，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城市知识”，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城市价值观”，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回不到农村”的“农村人”。这里还需要将大学生中的城市人和农村人分开，将小城市人和中大城市人分开，因为出身、家庭、社会关系和整体的教育经历最终还是会将同样冠以“大学生”之名的青年人区分开。准确言之，城市空间里，最终成为“蚁族”的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大学生”——他们中也有成功者，比如通过公务员考试、与城市人联姻、企业创业等各种方式，但大部分人却需要从“蚁族”身份出发重新建构“城市中的自我”，因为他们除了未必实用和有竞争力的知识之外，是真正的“无产者”——在城市空间里，他们无房、无车、无城市户口、无固定工作。他们是以“高考”的方式并在“高考”制度关于城市生活前途的暗示下“进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了需要从城市的“蚁族”身份出发。    然而，在整个城市空间，仅仅关注大学生群体中的“蚁族”是不够的，因为农村青年还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进城”方式：农民工。现代的农民工并非文盲，随着教育的大众化，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普及，他们一般都具有初中、高中乃至于职业专科学校的文凭。他们与“大学生蚁族”的唯一差别就是在“高考”的分水岭上各奔东西，结果就是学历的差别。他们住的是“集体工棚”，而大学生蚁族住的是冠以“学生公寓”之名的简易居所，所差无几。“大学生蚁族”与“农民工蚁族”的工种也有一定差别：前者必须依靠大学传授的城市知识生存，工种涵盖文秘、策划、家教、文化传播、保险推销等，后者涵盖建筑、电子城推销、物件修理、垃圾处理、保安服务、大门看守等；前者仍然凸显了“脑力劳动”的特征，后者则主要依赖“体力劳动”和简单职业技能。    以上两类构成了城市空间“蚁族”的主体，也是城市空间80后的主体。他们尽管进城方式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工作类别不同、成功机会不同，但他们的幸福感、成就感、城市空间中的归属感相差并不大。他们都是城市的“蚁族”，是城市定居者眼中的“乡下人”。  谁制造了“蚁族”？     我们都是城市的“蚁族”，这是农村青年在城市化时代的宿命。但到底谁制造了“蚁族”？还是需要细致分辨。    首先是“现代化”的时代命题。“现代化”在西方呈现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历史图景，在那里，个人从宗教观念和生产力中获得了双重解放，开始以个人奋斗为基调追求经验性的幸福。“现代化”对于后发国家，其根本意义不在于个人幸福，而在于集体生存，是一种基于世界竞争意识的生存与发展理性。由于先发国家通过长期殖民历史掠夺并控制了世界主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在积累阶段不得不将殖民需求“内部化”，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本部与边疆的帝国模式以及“中央—地方”的集权安排造成一种短期和局部的资源高度集中状况，由此作为初步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建国六十年不过是对洋务运动主题的历史延续，只是今日之建设有了更为巩固的体制保障。“现代化”必然以工业化为核心，工业化必然造就城市文明，这一历史逻辑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无论是计划时代，还是市场时代，权力、价值和发展战略的重心都在城市，城市是后发国家的火车头，城市及城市工业的破产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失败的首要标志。为了城市与工业发展，国民教育必然以现代化的城市知识为核心，并产生了过剩的“人力资源”（大学生蚁族），同时需要劳动密集型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开放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蚁族）——“蚁族”是现代化狂飙过程的副产品，他们是做牺牲和做奉献的，他们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合雇佣对象，他们是增加城市福利而非分享城市福利的“城市无产者”，他们的社会保障在最弱意义上就是出生地的农村土地。    其次是“城市价值观”的巩固确立和乡土的“家族期待”。城市为何能够成为“中心”？“蚁族”为何心甘情愿在此“奋斗”？不仅仅是权力与资本结合之后在城市物质层面运作的成功，还在于一种以“城市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业已确立。撇开实际能力，无论是“大学生蚁族”还是“农民工蚁族”，自离开乡土的那一天起，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心灵”上重新“回乡”。笔者曾有《大山与驿站》一诗，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展示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不归路”意蕴。“不归”对于“大学生蚁族”更甚，因为他们被学院的“城市知识”驯化得更加彻底，因而更加坚定地维护并追求城市价值观与城市生活方式。“大学生蚁族”的“城市化”具有一种表面化的知识根据。同时，“大学生蚁族”的“城市化”还受到一种“家族期待”的社会性制约，以至于“大学生”在城市空间无论多么失败都不敢逆着“家族”的期待目光而行。这种社会价值的“心理强制”机制不仅根源于“城市价值观”这样的现代精神，也根源于“官本位”这样的中国古典成才伦理，因为农村“大学生”的高考成功不仅依赖于农村家族的集体奉献（因而存在回报期待），其在乡土社会的朴素理解中也是有“功名”的人，是“还乡”必“衣锦”的人。“农民工蚁族”进城则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生活欲望的直接满足，虽然内心充满羡慕，但缺乏教育基础和知识根据，惦记的仍然是乡土。所以，最终意义上“农民工”仍然属于“农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则属于“城市”。“城市价值观”通过学院知识、大众传媒和同辈比较，得到不断的巩固与确证，成为游荡于“蚁族”心灵的咒语，也成为他们“回不到农村”的价值根据。所谓的“大学生村官”不过是一种城市官员（公务员）的培训考察环节，他们“下乡”的主要动力是“回城”的特惠性担保，他们惦记的仍然是“城市”。  “蚁族”的奋斗意义？     相比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大学生”或“非大学生”，城市“蚁族”的生活艰难与奋斗精神成正比。“蚁族”们有一种共享的根本确信：知识改变命运，奋斗造就人生。这种信念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得到了太多的事实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才培养的层次化、分工的精致化以及竞争的精英化，普通大学生在城市空间的成功几率日益衰减，大学生逐渐被挤入“蚁族”行列，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成为城市的真正“人类”。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蚁族”队伍不断攀升，在整体的奋斗进取的积极姿态之下，也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分化。最近的电视剧《蜗居》很是火爆，根本原因在于较为真实地展示了城市“蚁族”的奋斗路径与价值选择。作为亲姐妹的郭海萍与郭海藻分别按照“投资”和“投机”（股神巴菲特的分类）的方式生活，前者坚持自主奋斗的价值底线，在价值自觉和尊严保持的前提下展示“蚁族”的奋斗精神，后者则对于自主奋斗颇为迟钝，成为成功的“城市人”的剩余资本的寻购对象。感慨于网上相当一部分人在郭海藻的感情选择上的“投机选择”：宋思明还是小贝，这是一个问题。爱情作为一种修辞有时会很苍白，尤其是当其难以掩饰内心的价值迷茫、奋斗无力和投机自纵时——“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可以文饰选择，但在根本上麻痹不了自我。《蜗居》以普通人的视角将80后城市“蚁族”的奋斗精神进行了成功的类型化，是城市“蚁族”自我奋斗乃至迷失的一部非常生动的“教科书”。《蜗居》表明的价值分化已经在挑战80后城市“蚁族”的集体奋斗姿态，而不久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则表明城市“蚁族”在正常的“投资型”奋斗道路上的绝望。    我们看到时代精神不可逆转，“家族期待”不可言轻，“投资型”奋斗虽时有绝望但仍有希望。农村大学生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在城市空间“无处可逃”，其中大部分人在无固定工作、无城市户口和高房价的多重压力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无产者”。在一定意义上，所谓城市“蚁族”就是城市“无产者”，这是严酷的时代事实，这一事实根植于复杂的历史社会条件，根植于“现代化”的客观命题，是80后的时代宿命。笔者也必然是城市“蚁族”的一员，也必然不可能放弃“城市价值观”（尽管可以在理论以后现代姿态大肆批判），不可能在“家族期待”的强烈目光下回归“乡土”，而只能在城市空间里游荡。    可是“奋斗”还有何意义？就个人而言，“蚁族”生活是真正的城市生活的开始。农村大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前很难说经历过真正的城市生活，高考之前的生活背景是农村，进入大学的生活背景是城市中的学院。但从成为“蚁族”的那一天，你就必须放弃对“乡土”的心底渴恋（这种渴恋虽然真实，但不敢表达），必须放弃对刚刚醒来的那一场“学院春梦”的留连，以全部的知识和年轻人特有的勇气与毅力，投入刚刚开始的城市生活。你需要学会在希望中收获满足，而不是在不满足中走向绝望，要隐忍自信，敢作敢为——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一旦觅寻到可靠目标，则将全力以赴。这里没有同情，没有耐心的聆听彼此，有的只是“奋斗”。城市既是一个温床，也是一个大熔炉——“温床者”，可能迟钝了城市人的奋斗精神；“熔炉者”，锤炼出时代需要的真正精英，这就是为何中国最大城市的最成功的人群中，外地人的比例极大。“奋斗”无他，只是自己为自己造出一个奋斗的记忆和成功的希望，将人生更多地放置于奋斗的过程之中，而非物质主题下的消费。    我们都是城市的“蚁族”，我们在城市的“熔炉”中锤炼，这就是所谓“蚁族”的奋斗精神的基本姿态。  “蚁族”是一种担当        包括廉思在内的大部分社会学者针对城市“蚁族”问题都会建议一种保护性的政策措施。笔者认为对城市“蚁族”的保护绝对是必要的。城市“蚁族”对应的是城市定居者，后者的福利并非天生，而是权力与资本结合下的现代化的“反射利益”，因而实际上不能够成为将城市福利“单纯占有”的历史根据和道德根据。笔者主张城市福利向“蚁族”适当开放，包括“大学生蚁族”和“农民工蚁族”。城市只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驿站”，是凝聚权力、资本、人才、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暂时基地”，并非现代化蓝图的全部。城市不过是中国人现代化的一种路径而非终点。完整的现代化是包括被暂时区分的城市人/农村人、城市定居者/城市蚁族在内的全体人的价值分享与共同幸福状态，是生者“一个都不能少”的事业。所以，当政者在针对“蚁族”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上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为“蚁族”的奋斗、创业和成功提供基础性条件和保护性措施，从而将城市“蚁族”的奋斗激情引向良性的“投资型”轨道，否则作为“城市无产者”的这一群体的迷失、自杀、犯罪乃至于城市革命都将成为可能。歧视必有代价，包容亦有收益——这是历史的经验。    但是，保护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思维，其对于80后城市“蚁族”的奋斗发展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还不可能进入全民性的“福利时代”，落定在城市“蚁族”身上的奋斗精神仍然构成时代进步的最主要社会动力。其次，对于80后城市“蚁族”自身而言，真正的城市生活和城市奋斗历程刚刚开始，保护固然能提供尊严，但最根本的尊严与成就只能来自于个人的自主奋斗。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在奋斗上的平等对待、尊严保护和对奋斗成果的承认，但“奋斗”必须是80后城市“蚁族”的此在主题。对于我们这个特定时代，对于80后的整体，“蚁族”式的奋斗是一种命运，一种和平年代的“第二次成长”，更是一种切实的担当。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80后”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