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共职位隐性世袭

警惕公共職位隱性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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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

警惕公共職位隱性世襲

張雪忠

    從《蝸居》到「蟻族」，普通人在當下社會的艱難處境正在引發越來越強烈的反響和共鳴。在這背後，是一個日益逼近的嚴酷現實：社會上的機會似乎越來越少，低收入階層躍升到中產階層、中產階層躍升到富有階層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僅有的幾個上升通道也機會渺茫，社會結構正在日益「板結化」。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公共職位世襲化苗頭的出現。媒體曾經披露，河南省某縣在2008年選拔幹部過程中，最後任命的12名鄉長，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闆的子弟。根據筆者對中部地區一些縣市的初步調查，不但黨政部門的領導崗位，而且各種待遇相對優厚的其它公共職位，幾乎都已成為官員子女的禁臠。
　　可以說，各種公共職位的隱性世襲在中國已經成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尤為嚴重。這些經濟落後地區的民間資源往往極度缺乏，公共職位在公共資源分配中處於絕對的優先地位，因此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高考已難促進社會流動
　　公共職位世襲現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權力約束機制外，還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倫理在某種程度上的衰敗。在經過一系列政治和社會變遷之後，政治理想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幾乎已無跡可尋。
　　一方面在外部缺乏有力的權力約束機制，另一方面在內心又缺乏理想主義和歷史使命感的召喚，在這種情況下，弄權自肥對很多黨政官員而言，必然是一種難以抗拒的選擇。而一旦食髓知味，這些人自然要絞盡腦汁將自己的權位延續給子孫後代。
　　公共職位世襲現象在近來愈演愈烈，也與中國高等教育狀況的變化有關。起初，由於高校招生名額較少，就讀費用低，高考紀律也較嚴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個人的才智與勤奮。由於中國的各種政府職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學歷要求，因此高考能夠起到與古代科考類似的作用，即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才吸納進官僚體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對公平的機會，躋身於政府公務人員之列。
　　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終進入官僚體系的平民後代，從個體而言，至少可以通過一些非制度性的途徑，在政府內部代表和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他們各自的個體行為，又可以導致一種總體性的社會後果，即整個平民階層的利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體現和維護。
　　但隨著高校急速擴招，高考紀律的鬆弛觸目驚心，加之在職學歷教育的氾濫，取得高校文憑不再需要太多的才智和努力。在競聘公共職位時，魚龍混雜的高校學歷不再能有效地發揮人才識別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備相應的學歷條件時，面對官員後代的競爭，平民後代顯得不堪一擊。
　　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原本是促使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向普及化轉變的一個戰略性舉措。但在中國，由於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甚至連高校這樣的公共機構都已經不再專注於其正常的社會職能，而是熱衷於謀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高校擴招的主要後果不是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高等教育的產業化以及教育質量的急速下滑。這樣一來，高等教育作為一種人才遴選和培養機制的傳統作用，也就遭到了破壞。
　　高校擴張在總體上增加了入學機會，但由於高校收費的大幅提高，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平民後代，到高校就讀反而更為困難。這在總體上進一步降低了平民後代進入官僚體系的比例。實際上，溫家寶總理不久前還曾為高校學生中窮人子女比例之低深感驚訝。
　　在以前，公務人員的各種作為即使不能讓人滿意，但由於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躋身其中的希望，人們對整個官僚體系仍會予以幾分認同。只要平民後代進入官僚體系的渠道較為公平和暢通，官僚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的裂痕就不至於太深。
　　但現在，一方面政府掌控著全社會資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階層卻越來越難以躋身於官僚體系之中，官民之間的矛盾和裂痕必然會日益明顯和嚴重。最近幾年，許多大學畢業生不但發現就業困難，而且對擇業過程的不公平現象也深有感觸。但如果一個社會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自己的境遇憤憤不平，它的政治穩定性必然會變得非常脆弱。
　　「隱性世襲」的危害
　　必須承認，在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壇中，同樣存在著家族傳承現象。但它們與中國的公職世襲現象有著兩個極為重要的區別：一、在這些國家，政治生活中家族傳承現象範圍很小，基本上僅限於直接對選民負責的政務官職位，因此不容易阻礙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流通;二、由於選舉政治的存在，這種傳承現象不會引起民眾的普遍和強烈反感，因此不容易引發政權合法性危機。
　　而且發達國家中的政治世襲現象主要見於高級別的民選職位，在一般公務員層面並不多見。在選舉政治中，家族傳承優勢(表現在能力養成、社會歷練、知名度等方面)確實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正是由於民選政治的存在，民眾始終享有作為政治消費者的知情權、監督權、評判權和選任權，這一領域中的世襲現象對社會並無太大害處。
　　況且，在民選政治條件下，制度安排賦予了公眾一種政治上的消費者權利，使他們可以自由評判各級政府官員的工作能力和服務價值，並在此基礎上決定他們的去留。在此條件下，官員後代在統計學上的家族傳承優勢即使成為現實，人們也不會在意。而且各級政府官員所支配的公共資源，在數量和用途上都受到嚴格的制度約束，加之新聞媒體的嚴密監督，他們利用公職牟取私利的空間極為有限。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通過克己奉公，去贏得社會聲譽甚或歷史地位。
　　而在中國，由於民眾並不享有這種政治上的消費者權利，公職世襲不但會嚴重損害社會公正，因為它剝奪了其他人的平等機會;而且也將使官員素質日益下滑，因為官員後代甚至無需努力獲取任職所需的能力和素養。加上政府官員對公共資源的支配，在數量和用途上都缺乏嚴格的制度約束，社會公眾對相關決定往往缺乏影響力。而且政府支出缺乏足夠的透明度，輿論監督的力度有限，公眾甚至難以知悉公共資源的確切用途和流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利用公職牟取私利的空間，往往大得超乎人們的想像。
　　如果一方面民眾無法通過選舉決定政府官員的去留，另一方面成為公職人員即意味著享有更多的公共資源，公職世襲就難免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中國，隱性世襲現象其實已經普遍存在於各個層面、各種類型的公共部門。
　　麵包師的兒子如果真能烤出好麵包，人們當然樂意花錢購買。但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自己是麵包師的兒子，就認為自己一定能烤出好麵包，並且可以強迫人們購買他的麵包，那麼人們買到手的麵包很快會變得難以下嚥。一旦麵包消費者缺乏選擇權，麵包師烤出的麵包將越來越難吃。同樣的道理，只要民眾無法對官僚體系進行有效的政治控制，官僚體系的政治素質也只能是差強人意。
　　如果官僚體系的更新代謝主要是在官僚階層內部進行，官僚人才的選拔範圍便會過於狹小，官僚隊伍的素質也將日益下滑。在民選政治缺失的條件下，一支自體循環型的官僚隊伍，不太可能會認真聽取和關注其他階層民眾的利益訴求。整個官僚體繫在日漸退化的同時，最終難免成為無法獲得民眾信任和認同的政治孤島。
　　在中國，各級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不但直接支配著大量的公共資源，而且對民間社會有著極強的控制力量。如果政府權力和公共職位僅在一個封閉性的群體中傳承，整個社會就會呈現出一種板結化的態勢：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僅僅憑著其身份優勢就能享有優厚的境遇，而更多的人則不管怎麼努力都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同的社會階層(作為社會分工的宏觀形式)一旦缺乏必要的交匯和流通，它們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就會日益激烈，並最終促成政治變革的發生。(來源：2010-1-9 南風窗 作者任教於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