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民句式说《冷血》 相信死刑远非完善的答案

四条人命，两个凶手，遇害的是有口碑的良好市民，行凶的是数度进“宫”的潦倒游民——小说《冷血》中的恶劣案件无论是放在道德还是放在法律里，都会引起民愤，俗语都有讲，“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看上去是最符合民意的收场，但《冷血》并不想过度渲染公开审判的大快人心，公开宣判的死刑固然有可能降低凶手家属的耻辱、减轻受害人家属与公众的不快乐、满足公众复仇的欲望，但就伦理与人性而言，死刑远非完善的答案。
在进入《冷血》血腥而复杂的世界之前，我们有必要讲一讲《冷血》的来龙去脉，有的读者显然非常熟悉，但未必所有的读者都清楚个中不同寻常的渊源：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作家杜鲁门·卡波特花了六年的时间调查这起案件，他跟踪调查了被害者邻居、被害者雇员的反应，同时，卡波特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耐心而投入地与两位蹲在大牢里等待被处死的凶犯详细长谈，根据调查结果卡波特最终写成《冷血》，《冷血》在《纽约客》连载之后，卡波特迅速成为比案件本身要著名得多的重要作家。换言之，《冷血》取材于真实的案例，但是文学对之进行了改编，这种改编使这一事件具备了新闻报道与法律陈词所无法表达的复杂性，卡波特干脆称之为“非虚构小说”。
调查背后隐含的冲突
卡波特的语言曾多次被人称道，《冷血》的语言非常美国化、相当海明威式，作者说的是美国平民用的句式、讲的是美国平民能听懂的话语，没有英式的雕琢，没有法式的冲动，《冷血》简明有力，善于论辩的美国人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语言只不过为《冷血》锦上添花，文字调查背后隐含的人间冲突才是小说之所以卓越的筹码。
小说必须要以剥夺凶犯的生命权作为惩罚的终端，但死刑并非终极答案，很多伦理学家包括波伊曼在内都认为刑罚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汉谟拉比法典式的“以牙还牙”能够以合法的暴力手段解决凶杀的因果报应，但它不能解决人类内心的矛盾。
卡波特的控制力
卡波特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毫无凶兆的场景：霍尔科姆一片祥和，该镇居民跟其他地方的美国平民没什么区别，他们大都各有实业、各有稳定的宗教信仰，邻居们互帮互助，只要勤奋就能致富，霍尔科姆就是美国梦的缩影（也看得出作家对本土风情与习俗无时不在的热爱）；克拉特是霍尔科姆最著名但非最富有的居民，他以家庭为重、对患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他的几个孩子都是社区的模范生，他与他的家庭是有产阶级的优秀典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场景与人物作铺垫，才使得飞来横祸的打击有无法承受之重。
这场灾难重创霍尔科姆的居民，他们不再互相信任，从来不设防的人们起了戒心，但这并不算严重，最严重的后果是无辜者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他们最大程度的仇恨，他们对凶杀案的发生作了最恶意的猜测，他们不相信凶杀案的偶然性，每个居民都认为凶手罪无可恕，这种令人震惊的仇恨当然会寄望于以暴抗暴的解决方式。作者意识到这种仇恨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威胁——这的确是卓越非凡的见识。
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调查文字，说服居民与读者：死刑绝非最完善的答案。凶杀案重重打击了霍尔科姆，但没有动摇贴有美国标签的包容精神，这大概是卡波特深入调查凶犯心理的重要信念。
对凶手的心理透视
《冷血》最有力度之处在作者对凶杀细节的层层剥夺、作者对凶手佩里的生平调查与心理透视。
读者一定会和侦探杜威一样，注意到那个拆开了的低箱子，凶手佩里为了让克拉特“舒服一点”，特意让克拉特睡在纸皮上，侦探因此相信“至少其中一个凶手不是完全冷酷无情的”，佩里后来回忆说，“我不想伤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对父亲的又爱又恨在这里得到了非常精确的体现。
我们再看佩里的身世：母亲酗酒，父亲懦弱无能，除了一个姐姐，家庭成员都非正常死亡，佩里从未能在合适的时候接受合适的教育，成年后基本生活都成困难，在这种状况下铤而走险并不意外。杀人犯之值得同情，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潜伏着更为广泛的罪恶。我相信，每一个法律意义上裁定的凶手，他周围总会有一大堆不需要负上法律责任的共犯。卡波特调查的过程中，其内心显然也发生了动摇，他似乎虚构了佩里的印第安血统（需要考证），这身份能唤起同情心，当然，作者之偏爱佩里，也可能是“入戏”太深，有小道消息指有“断背”之癖的卡波特在采访过程中爱上了佩里，谁知道呢，但这并不重要。
《冷血》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死刑并非答案”命题的成立，因为，人并不是生来就十恶不赦，也许是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不义增加了犯罪的机会。罪与罚只能由个体承担，但如果个体成为全部仇恨的焦点，就不是文明的本意了。（文/ 胡传吉）